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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舞臺上,國家間的競賽乃至存亡興衰,不是由某次具體戰役,而往往是戰略優劣的競爭決定的。有中國學者指出,幾乎每一種國家戰略背後都有某種哲學作基礎。戴高樂說,在亞歷山大的行動裏,我們能夠發現亞里士多德;在拿破崙的行動裏可以發現盧梭和狄德羅的哲學;在希特勒的行動裏可以發現尼采和特賴奇克的哲學;在東條英機的行動裏可以發現福澤渝吉和神道教;在美國對外政策中經常看到實用主義的身影。
一個國家戰略水平的高低首先取決於對國際形勢認識的深刻程度,而如何認識國際形勢,歸根到底又取決於用何種哲學思維作指引。因此,國家戰略競爭實際是戰略境界——即哲學思維方式的競爭。以什麼樣的世界觀統領我們的思想,關係到國運興衰。
蘇聯當年沒有在敵對勢力的軍事進攻和遏制中敗北,最終卻像紙房子一樣自行崩潰,根本原因就是蘇聯在“改革”旗號下逐漸迷失方向,從開始否定斯大林到後來否定列寧,直至否定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制度本身,放棄了支撐政權最可寶貴的資源,並最終導致整個蘇聯解體。近年來美國“單極霸權夢”的破滅同樣源於哲學的貧困。十年前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是美國國力由盛轉衰的轉折點。而美國發動這場戰爭的指導思想(新保守主義及其背後的“文明衝突論”)恰恰是一種唯心主義哲學。它最主要的缺陷,就是用主觀去衡量客觀,而無視意圖與能力之間的巨大反差。
蘇聯和美國的戰略失誤,是哲學貧困和戰略思維拙劣的結果。它們的教訓,也爲正在崛起的中國敲響了警鐘,逼迫我們從哲學層面審視和檢點我們的對外戰略。中國奉行何種哲學思想,直接關係到“中國夢”能否夢想成真。
首先,樹立國家和人民立場。哲學最終要指向現實,因此它也存在“爲什麼人服務”的問題。有什麼樣的哲學立場,就會有什麼樣的理論和實踐。如果國家奉行“向上看”的精英路線,必然導致政權羣衆基礎薄弱,而政權越是脫離民衆,對外政策就越底氣不足,越傾向於畏懼強權、走依附性發展道路。
其次,是要堅持唯物主義觀點。世界本質是物質決定意識。制定對外戰略同樣要優先考慮那些實打實的問題。對國家生存和發展來說,許多東西不能“超越”。比如說地緣安全問題。國家安全和強大與否,地緣是否安全是關鍵衡量指標。美國19世紀時提出反對歐洲干涉拉美的“門羅主義”,實際是將拉美視爲美國的地緣安全組成部分。現在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更是遍佈全球。同樣的道理,中國上世紀50年代“抗美援朝”,也是基於地緣安全考慮。
第三,是要有辯證法思想。在現實世界中,矛盾是一種常態現象。矛盾解決不外乎三種方式:一是要麼東風壓倒西風,要麼西風壓倒東風;二是對立面雙方勢均力敵,形成膠着狀態;三是對立面雙方同歸於盡。矛盾既對立又統一,並不斷向對立面轉化,由此決定了要想使矛盾朝有利於己的方向發展,必須學會從反面着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既承認矛盾的艱鉅性、複雜性,更強調主觀能動性,相信依靠堅忍不拔的意志,尤其是依靠羣衆力量,可以克服矛盾。迴避矛盾是智叟式的形而上學。
從國際戰略角度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屬於“政治突破型”建國的國家。在其政治生命全程中必須始終強化政治統領全局和國際戰略。一旦政治底線失守,中國未來很難避免像蘇聯的命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應成爲維護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哲學。
(作者爲本報特約評論員、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