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麗萍“法無禁止即自由”，這一原則可否運用於不存在法律制度障礙的改革創新？

　　今天，《關於促進改革創新的決定(草案)》交付市十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審議。改革創新的路徑設計，備受關注。

　　決定草案第四條提出：轉變觀念，凝聚共識，激發社會各方面的改革創新活力和勇氣，充分運用現行法律制度資源和國家政策資源；法律、法規、規章及國家政策未明確禁止或者限制內容的，鼓勵大膽開展改革創新。

　　在決定草案起草過程中，有觀點認爲，“法無禁止即自由”僅僅適用於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行政機關應當恪守“法無授權即禁止”。

　　與此相對，另一種觀點認爲， “法無授權即禁止”是傳統行政法的主流觀點——在政府充當“守夜人”的時代，強調的是政府“消極行政”，在社會管理中，政府要做的僅僅是“管住”，無立法機構授權，政府便不得越雷池半步。

　　但20世紀以來，世界經濟社會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公共事務急劇增加，“消極行政”已不能適應和滿足越來越多的公共服務需求；所以，現代行政法提出了政府“積極行政”的理念。所謂“積極行政”，其實涉及政府的自身改革，涉及政府自身如何削權、放權。

　　目前，我國正處於社會急劇轉型的歷史時期，需要政府積極作爲；“法無授權即禁止”，也應站在時代的角度重新考量。何況，“法無授權即禁止”，針對的是政府做出剝奪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會組織權利，增加其義務的“管制行爲”；但決定草案所針對的並非“管制行爲”，而是對改革創新行爲的倡導鼓勵。

　　事實上，對不存在法律制度障礙的新創意、新做法，鼓勵大膽改革創新，就政府而言，這也意味着自身改革——定位於自我削權、自我革命；着眼於放松管制、減輕社會負擔。30年來的實踐也已表明，從國家到地方，政府自身改革主動而爲，也已是“多數常態”。在如此情境之下，“法無授權即禁止”並不適用於對改革創新的制度規範。

　　因此，上海地方立法對不存在法律制度障礙的改革創新，尊重“法無禁止即自由”，鼓勵改革創新者大膽嘗試，這本身就是一條既合乎法理又尊重實踐的“路徑選擇”。

　　值得關注的是，這一“路徑選擇”在我國同類地方立法中爲首次明確提出。一種預期是，這顯示了上海對改革創新的激勵力度和堅強決心，將對改革創新起到極大的鼓舞和振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