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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信訪談對象
廣州市社科院哲學院院長曾德雄
文/羊城晚報記者何裕華
根據中國社科院在今年初發布的《中國社會心態研究報告2012—2013》,我們的社會總體信任程度僅爲59.7分,“已經跌破信任底線”。在經濟發展大步向前的好時代,中國社會倫理道德是否已跌進了最壞的時代?作爲中國南方的一線大都市,廣州的“不信任”又呈現怎樣的特徵?就此,記者專訪了廣州市社科院哲學院院長曾德雄。
“不能容忍”是一種覺悟
羊城晚報:您怎麼看待目前中國社會總體信任程度低下的問題?
曾德雄:信任問題是當前政治體制、文化經濟裏最大的社會問題。公權力不講誠信,我們就幾乎失去了講誠信的動機和動力,堅持誠信的任何動機和動力,因爲沒有安全感啊,上行下效,其他人也不講誠信了。作爲普通民衆,最大要求和期望就是活着,爲了活着採取一切手段,包括不誠信。
羊城晚報:公權力不講信用不是當下特有的,爲何還會“跌破信任底線”?
曾德雄:是的,其實這裏面有誤區,老是把以前想得很美好,其實誠信問題是一直都存在的。我們現在之所以覺得以前那麼好,“禮儀之邦”什麼的只是我們祖先留下的一個文明的理想,道德的理想。朱熹說了:“孔孟之道未嘗於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從古到今,自上而下的欺詐瞞騙、貪圖利益一直都有,關鍵是以前都覺得是正常的,現在大家覺得不正常了。
羊城晚報:“覺得不正常”是一件好事情。
曾德雄:是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應該說現在的情況比以前更好而不是更壞,因爲現在大家已經不能容忍了,以前大家覺得是常態。不能容忍,正是一種道德覺悟。
廣州民衆信任度是上升的
羊城晚報:在《報告》調查的七個城市裏,廣州的情況較其他城市更好還是更差?
曾德雄:我認爲,廣州會更好,因爲廣州的公民文化很發達。公民權利主張和權利意識覺醒密切相關。政府也好、商家也好,一個承諾沒有兌現,大家覺得權利受到侵害,欺騙了我嘛,就站出來維權。所以廣州有了“口罩男”、“拇指妹”、“舉牌哥”等等這些人和其行動引起的社會輿論。現在,廣東省要建新嶺南文化中心地,我認爲新嶺南文化的核心就是公民文化。
羊城晚報:除了一種對上的信任問題,我們還存在着一種人際間的不信任問題,您如何看待?
曾德雄:當然,目前廣州的人際互信狀況沒有達到理想程度,這在全中國都一樣的。這是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一種社會關係構建空白引發的。我們看,傳統中國社會是熟人社會,根據血緣排座次,由關係一圈圈向外影響,但隨着社會轉型,大家逐步離開熟人社會,進入陌生人社會,因而迫切需要建構一種新的“陌生人倫理”。如何構建?也是跟權利意識有關。權利原則就是,雖然每個人都是陌生的,但大家都是一個獨立的權利主體,互相不能侵犯,大家有這個底線。同時,也因爲各人的主體的確立,互助行爲也會隨之產生,這就是所謂的“熟悉的陌生人”。這是新的社會倫理的構建基石。
羊城晚報:作爲媒體,我們能做些什麼?
曾德雄:其實廣州的媒體已經做得很好,一方面是勇於不斷揭露社會中自上而下存在的不誠信例子,另一方面又不斷關注維護個人或集體權利的公民行動,應當繼續保持。
從廣州的情況可以看到,真正在下降的是體制,社會民衆方面是有上升的,托起上升力量的包括公民個體、公共知識分子、擔任了一定公共職務有一定專業背景關注公共事務的公共意見分子和媒體。而公民意識、公民行動,還有種種慈善機構社會公共組織,都是從下而上的一種自我救贖的表現。當然,要從這部分人擴大到全社會從而修復社會信任度、社會道德,需要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但我們應當看到希望,並堅持喚醒公民的權利意識。
何裕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