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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要從根本上減少社會風險累積,防止危及改革自身,最終還是得迴歸那句樸素的老話——“吃飯是爲了活着,活着不是爲了吃飯”。
真理往往是樸素的,比如在金錢和生命之間進行選擇,人們自然會選擇生命而不是金錢。畢竟金錢只是人們生活的手段而非目的,就如同古希臘哲學家曾說過的“吃飯是爲了活着,活着不是爲了吃飯”。但是,當我們進入複雜的公共領域時,最樸素的道理也往往容易模糊,以至於造成很多政策的社會風險積聚,成爲目前許多熱點問題的根源。
上世紀80年代,深圳蛇口工業區主任袁庚境外考察回來,提出了“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其實這一口號的原話後面還有兩句,就是“顧客就是上帝,安全就是法律”。現在看來,顧客是否是上帝,屢屢發生的“炫耀消費”、“地鐵進食”、“闖停機坪”等事情,說明“顧客就是上帝”一說有些極端。但安全列入法律,卻正反映了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中,位於“吃飯”之上的更高層次的安全需求。
當時進行改革開放的探索前無古人,只能“摸着石頭過河”,也只有發展經濟的目標是明確無疑的,所以,“效率第一,兼顧公平”也就成爲各項改革和發展措施的宗旨。加上政績考覈的壓力,地方領導大多有儘快展現政績的訴求,操作中必然會“矯枉必須過正”,更加極力強調其效率的一面。
目前成爲熱點的分配、住房、醫保等幾大社會問題,都有着上述指導思想的時代根源。比如,在住房政策上,當時中央的住房制度改革目標是“商品化”、“社會化”並重,並嚴格將住宅的經濟功能限定在“使住宅業成爲新的經濟增長點”。但是,後續各地房改方案中,更強調住房的商品化一面,並決心“把住宅與房地產業培育爲支柱產業”。從1998年正式全面房改開始,住房價格直線上升,拆遷糾紛頻發,成爲高居中國羣體性事件首位的類型。在分配政策上,爲發揮市場“無形的手”的激勵作用,曾經“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期達到“先富起來的人帶動大家共同致富”。這種設計初衷是正確的,但中間缺乏自動實現機制,政府“有形的手”作用也未能及時跟進,以至於新世紀的基尼係數一直在0.47至0.49間徘徊,甚至有學者認爲達到了0.61。這造成社會上弱勢羣體仇富心態日漸嚴重,富裕階層社會安全感喪失,移民、資金轉移增加,中等收入及工薪階層稅收負擔加重。再比如,在醫療政策上,1985年開始的醫改目標是“放權、讓利、搞活”,直至2000年開始的醫院產權改革,提出醫藥分家的改革方向。但在一些地方實際操作中,開始出售基層醫療機構,公立醫院民營化。累積至今,醫療服務的公共產品屬性逐年減少,醫藥費用扶搖直上,醫患糾紛居高不下。
各項改革設計初衷都是相對目標正確、考慮全面,也一定是以“吃飯是爲了活着”爲政策之本;但一到操作階段都是經濟主導,忽略社會管理,變成“活着是爲了吃飯”。所以,最近網友和發改委領導關於文件中是否說過“房地產業是支柱產業”沸沸揚揚的爭論,實際上是“關公戰秦瓊”,說的是不同階段的兩回事。
好在從2012年起,中國經濟增長目標首次調整到7.5%,一些經濟專家依據經濟理論計算出的GDP增速低於8%,就如何如何的說法也就不攻自破。2013年年初,兩會產生的新一屆中央政府將中國經濟增長目標堅定地維持在7.5%,騰出時間和空間去處理社會問題,中央也提出重大決策要進行“社會穩定風險評估”。但公共政策要從根本上減少社會風險累積,防止危及改革自身,最終還是得迴歸那句樸素的老話——“吃飯是爲了活着,活着不是爲了吃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