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記者:法院工作23年,執行崗位15年,這似乎更像是男人的活兒。
胡愛琴:常常要面對被執行人,一有人舉報,發現被執行人在哪裏,我們馬上就得出發。節假日對執行人員來說,是挺奢求的事。能過上一個安穩的假日對一個渴望陪伴孩子成長的母親更是渴求的。
記得女兒剛上小學時,有次我接到緊急任務匆忙出發,天黑了才收隊,突然想起年幼的女兒還在學校沒接。可一到學校,女兒不見了,急得我到處找,直到發現黑夜中女兒小小的身影,我已是驚出一身冷汗。但沒辦法,把工作排在家庭前面,好像是我們這代人的教育理念。
其實,我也曾向領導提出過想去審判崗位,相對單純一些,但種種原因就一直在執行崗位上堅持了下來。既然在做,就要盡心去做,要對得起這個崗位。
記者:如果僅僅做到程序到位,其實也很簡單。可您爲什麼不滿足於此?
胡愛琴:程序很簡單,但架不住當事人來纏,特別在基層法院,執行人員的辦公室是對當事人敞開的;當事人不懂法律,以爲執行就是到法院來拿錢,拿不到就是法官不負責。而且,設身處地想想,這些人也不容易,有的人也許一輩子就打了這一次官司,我就從良心出發,每次告訴自己再去試試,盡力去做就問心無愧。
我從農村出來,吃苦吃虧不怕,就怕受氣,我也常說幹活幹不死人,氣能氣死人的。現在執行人員出去辦案都是要求人家的,工作難做。一些當事人還不理解,要來責難我們,我們也感到很委屈。但無論如何我們做事,我覺得要對得起上下三代,要對得起父母、對得起自己、對得起子女。
記者:您說做人要對得起三代,覺得自己做到了嗎?
胡愛琴:上世紀80年代考學填報志願時,我本來要去報供銷學校的,因爲鄉鎮供銷社就算是跳出農門了。路過杭州法律學校招生攤位時,被他們叫住了,“小姑娘,來報我們學校吧”。那時,我還比較苗條,模樣也不錯,不像現在。就這樣考了法律學校來到法院,在我們村子裏算是比較有出息的了,也給父母帶來名望。
他們一輩子農民,最看重的是聲譽清白,從小教育我們不貪不佔,知足常樂。我也深受影響,覺得現在物質條件很好了,工作辛苦些,但慾望不多,也就心寬體胖。
如今感覺最對不起女兒。女兒18歲了,正在讀高中,住校。我只能盡力彌補,努力與女兒共度工作之外的所有時間,陪她長大。
記者:工作這麼忙,在家庭事務處理上和丈夫有矛盾嗎?
胡愛琴:執行就是這樣,法院法官隊伍中的特殊人員,無論吃飯、睡覺,有申請人舉報就要走。我們蕭山又是機場所在地,全省執行限制高消費的不少協助工作,我們也要辦。
對此,老公很是理解支持。這輩子別的不說,老公是絕對找對了。他老家是我們鄰村的。應該說,他理解我的工作性質,還經常提醒我辦案時注意言行,不要因當事人胡攪蠻纏自己失去分寸,有損司法形象。而且,在家庭事務上,老公也多有擔待,女兒也是和爸爸親,愛吃爸爸燒的菜,說我就只能燒燒熟。
女兒很懂事,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就自己上下學,鑰匙掛在脖子上,放學了自己回家,或先到門衛爺爺處做作業,等我們回家。有時我們兩個都忙,就讓她外婆過來給孩子做飯吃。到了五六年級,孩子自己提出要學做飯,說外婆坐公交車趕過來也辛苦。起初也是有時燒焦有時太軟,我們總是鼓勵爲主,再加上一句“如果再多加點水(少點水)就更好了”,就這樣,她慢慢做得很好。
記者:你們都這麼忙,爲什麼沒有給她零花錢,讓她自己外面吃?
胡愛琴:在她小時候沒有想過讓她外面吃,我們不想讓她養成浪費的習慣,不節儉。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我有擔憂,不放心她這麼小就一個人胡亂吃,而且從小我告誡她不要和陌生人說話,要出去至少要兩個同學以上,也不知道這種教育對不對。
我知道,自己因爲工作得罪了不少人,怕有人報復。曾有當事人把炸藥包寄給法官,也曾有當事人多次在路上攔截我,這不能不說帶着威脅意味。我得以防萬一,小心爲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