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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圖為位於華盛頓特區中心的美國紅十字會總部。李博雅攝
一場“抗捐風波”後,香港立法會財務委員會5月3日通過決議,同意特區政府撥款1億港元注入四川地震賑災基金。此前,因香港社會有人聲言“內地捐款沒有被善用”,該筆撥款一度“難產”。與此同時,有關善款被挪用、個人匯款查不到、“郭美美事件調查”等質疑依舊困擾中國紅十字會。善款監管、財政透明是全球各地紅會的基本底線,任何的濫用、私佔或挪用都會有損它的口碑和公信力。一些國家或地區的紅會也出現過“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的事情,這些都促成紅會反省,無論是紅會行政開支佔善款的比例,還是善款的捐贈、查詢和分配等方式,都來不得半點含糊。
美國颶風救災善款用了2/3
讓《環球時報》駐美記者沒有預料到的是,美國紅十字會相關人士對善款監管話題有所回避。美國紅會總部坐落於華盛頓特區的中心地帶,日常不向公眾開放。在總部入口處的牆上嵌著標有“國家歷史建築”字樣的銅牌。美國紅會媒體聯系人梅蘭妮女士先向記者提供了紅會最新公布的2012年颶風“桑迪”的救災通報。通報顯示,截至今年4月18日,距離颶風襲擊美國東海岸各州半年後,美國紅會共收到3.02億美元捐款,已使用或計劃使用的有2/3,約1.92億美元,其中“食品和帳篷”約用9230萬美元,是最大支出。
對美國紅會來說,善款監管也是敏感話題,因此,梅蘭妮不願和《環球時報》記者多談,表示有關財務情況只能提供2012年的年報。但記者得到的年報並不是財務報表,只是紅會對過去一年工作帶有宣傳性質的材料。在美國紅會總部,年逾花甲的紅會志願者珍妮特·考克尼克告訴記者:“我們是善款的真正守護者,每一分錢怎麼使用都經過我們的認真考慮。”
颶風“桑迪”的救災工作是美國紅會近5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救助。美國紅會給《環球時報》記者的颶風“桑迪”救災通報顯示,“紅會每1美元中的91美分都用於人道主義”。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救災期間呼吁民眾向紅會捐款,但美國《赫芬頓郵報》卻曝光說,美國紅會用18.1萬美元的善款在曼哈頓中心高檔酒店租45間客房供工作人員和志願者辦公。對此,紅會發言人解釋說,善款中有一部分支出就是為志願者提供住宿,因為當時找不到其他地方,所以纔以“折扣價”訂下高檔酒店。但有災民表示,他們並未見到紅會志願者,不知道紅會善款都用到了什麼地方。也有少數美國網民表示,“錢原來用在這裡,我再也不會給紅會捐款了”。有賑災監督機構人士表示,民眾對紅會的不滿可能來自於誤解。
新西蘭紅會自我解決一半行政支出
無論是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還是各地的紅會,都強調把行政費用佔捐款數額的比例保持在盡可能低的水平。在香港紅十字會網站上,可以看到這樣的表述:“本會謹守‘專款專用’的原則,所有收得的指定捐款,包括由捐款所產生的所有利息,將全數用作支持此四川雅安地震的項目之上。根據本會賑災捐款管理政策,行政費支出不會高於捐款總額的5%。”在2008年汶川地震的賑災過程中,香港紅會的這一比例約為1.5%。汶川地震後,香港紅會由於收到善款太多,曾請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工作人員常駐總部,幫助內部審計。做為一個普通民間組織,香港紅會總部帶薪員工1500多人,主要在血站工作。
根據美國《納稅人權利法案》等法律的相關規定,美國紅會每年要向公眾發布其年度財政報告,並請獨立審計機構審核其中的數據。由於民眾監督,美國媒體2002年曝光一名婦女謊稱丈夫在“9·11”恐怖襲擊中遇難,從而騙取紅會救助。依照美國法律,此種行為將面臨10年監禁。而在“9·11”事件救災過程中,美國紅會也因部分善款保留未立即發放受到國會議員和民眾的強烈質疑。
曾有赴美國考察的人士認為,美國紅會550多家分會只有總會和地方分會兩級管理層,這種組織結構使分會擁有更多決策權,能增強快速反應和救災能力。但有的美國媒體卻認為,“扁平化組織結構”也有弊病——地方紅會掌握絕大部分資金主動權,造成監管不力。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2008年披露過新澤西州哈德遜縣紅會一名行政主管涉嫌偷竊上百萬美元善款進行賭博。曾任美國紅會CEO的伯娜丁2011年4月向紅會審計委員會遞交過一封密信,信中稱地方紅會應有的管理不到位,只需要對哈德遜縣紅會進行常規審計就能發現其財務上的混亂。
《環球時報》記者走訪過一些新西蘭的紅會,辦公場所多為平房建築,基本上是低價租用或由會員無償提供。新西蘭紅會在財務使用方面非常謹慎和細致,每年的年報也由國際知名的德勤會計師事務所負責編寫,並必須由新西蘭注冊會計師簽字認可。2012年的年報顯示,新紅會去年收到捐款3200萬新西蘭元(約合1.66億元人民幣),紅會人工成本開支達到716萬新西蘭元。這個行政支出比例顯得相對很高。新西蘭紅會招募和培訓9000多名志願者,領取報酬的機構工作人員僅有250人。但仔細一算,為這250人平均每人年支出為2.86萬新元,仍低於新人均4萬新元的年收入水平。此外,這716萬新元行政支出中,還有一半是新紅會自己“創收”的。 與很多國家和地區的紅會考慮自身公眾形象,在與社會團體和商業機構合作時非常謹慎的做法不同,新西蘭紅會通過“自主經營”解決部分行政支出。主要方式是為商業機構提供有償培訓、開設紅會商店進行義賣。新西蘭紅會的培訓分收費和免費兩種:收費的是應商業公司和社會團體的要求,為其提供災難應急、日常危險防范等方面的培訓;免費的包括對志願者的技能培訓、教授心理諮詢等知識。
新西蘭現有53家紅會商店,去年實現300萬新元的營業利潤,成為紅會收入體系內增長速度最快的來源。在新第一大城市奧克蘭市的紅會商店,記者從很遠處就看到醒目的紅十字標志,在約200平方米的商店裡擺放著民眾和企業捐贈的二手衣物和生活用品。商店經理馬修說,這家店地處人口密集居住的社區,前來捐贈和購買的人都比較多,今年3月有3萬新元的銷售收入,經營狀況非常好。該紅會商店只僱1名全職清洗工,另有3名店員是志願者。新西蘭紅會商店的顧客主要是低收入人群。紅會商店與跳蚤市場的不同之處是,不會給捐贈者現金報酬,但會獎勵一張價值10新元的購物券,可在指定商店購買超過50新元商品時使用,這一舉措就是鼓勵人們將家裡不用的東西拿出來參與義賣。
日本各界幫紅會成立“捐款分配決定委員會”
近日,網上對“沈陽一名百歲老人稱為蘆山震區捐款10萬元,但在紅會網站又查不到捐款去向”議論紛紛。沈陽紅會一名負責人表示,由於信息逐級上報時都是多筆款項綜合匯總,個人單筆捐款具體信息在此過程中就像支流匯成海洋,“總量可以保證,但要分清每一筆捐款具體流向幾乎不可能”。但社會上依舊有要求具體明細每一筆賬款來龍去脈的呼聲。
在人口只有440多萬的新西蘭,當地紅會的做法是與“豐饒角”、“新西蘭公共募捐管理委員會”等非政府組織合作,開展名為“面對面”募捐活動接受捐款。所謂的“面對面”,其實是通過建立長期捐款制度,使得善款來源長期可持續,同時提供捐款人和被捐助人直接溝通的渠道,使得捐款人有對善款使用方式的明確信息。奧克蘭市北岸格林菲德區紅會分中心負責人理查告訴記者:“為解決現金捐款在審計上的難度,新紅會不接受現金捐助,而是開通網上銀行捐款通道,以保證每筆款項的來源和金額可查詢。”
在日本紅會網站上,顯著位置還放著2011年日本大地震的詳細捐助信息。日本紅會收支情況由專業機構審計。如委托新日本有限責任監查法人根據國際標准進行核算。分配捐款是日本紅會一項重要工作。日本大地震後,在厚生勞動省協助下,紅會成立“捐款分配決定委員會”,成員除紅會成員外,還有相關專家、受災地方政府代表以及其他慈善機構成員組成。當時紅會的網站上每天公布捐款的最新數字,金額精確到1日元。在各地方政府也設有捐款分配委員會,每次善款分配都有賬可查。
今年恰逢泰國紅十字會成立120周年紀念。泰國王後詩麗吉是泰國紅會主席。泰國紅會和王室關系緊密,在民間享有威望。泰國一家旅行社的老板安塔納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他相信泰國紅會能用好善款,沒有聽說過有關紅會濫用捐款的丑聞。此外,信奉佛教的泰國民眾都強調要積德行善。在泰國紅會網站的醒目位置,能看到各界所捐泰銖、美元、日元、英鎊、歐元都精確到小數點後兩位。
多國紅會因信任危機道歉
在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成立150年的歷史中,一些地方的紅會因財務問題遭遇過信任危機。俄羅斯2011年3月曾判處一名挪用善款的紅會分會長5年半監禁。1999年德國5個紅會分會主管被揪出用善款買座駕或修娛樂設施。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紅會管理人員挪用公款吸毒,馬裡蘭州紅會有高管將送災民的物品藏進自己腰包。2009年,日本千葉分會一名職員把捐款賬戶改成自己名下的賬戶,為此,紅會在網絡上公開道歉,保證以後杜絕此類事情發生。
盡管偶有丑聞,但無論是美國,還是日本,擔心捐款會被挪用或貪污的人還是佔少數。根據美國《人道年鑒》雜志對美國所有慈善和非營利組織的可信度調查結果,美國紅會在100多個大型慈善組織中位列第三,超過48%的美國人“熱愛”或“非常喜歡”紅會。在美國紅會網站上,記者發現有關“申訴辦公室”的介紹,它並不接受對紅會的投訴或發起對紅會的正式調查,而是強調在危機出現前,就民眾對紅會的信譽疑問進行非正式的調解。
5月是日本紅會活動月,最貼近民眾的活動是組織街頭獻血。日本紅會收到的捐款分兩部分,一部分是維持紅會運營的行政捐款,另一部分是救災的善款。日本紅會的組織形式采用“社員制”,每年只要交500日元以上的贊助費就可以成為紅會社員。社員可選舉或被選舉為紅會董事,每年得到日本紅會的業務和收支報告。
日本是一個多自然災害的國度,民眾救災意識很強,平時在超市或餐廳裡就放著捐款箱。不過,據了解,在日本,不會強制中小學生捐款,也不鼓勵中小學校組織捐款。同樣,新西蘭中小學也不鼓勵沒有收入來源的學生捐款,但歡迎他們參加紅會的義務培訓和志願者活動。日新兩國的做法表明,每一筆善款都要來路清晰,用得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