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隨着“反對浪費”呼聲漸高，作爲當年公務接待的一條標準，“四菜一湯”屢屢被基層幹部羣衆所提及。然而，記者走訪多地瞭解到，由於缺乏剛性細則和可操作性，“四菜一湯”逐漸出現標準走樣現象，並未對遏制公款大吃大喝起到應有效果。

　　從報道看，“四菜一湯”至少出現三種標準走樣現象：一是數量不變而菜品出現“豪華升級版”；二是玩“大盤套小盤”的數字遊戲；三是上菜時玩花招。這些現象，從形式上看沒有超過“四菜一湯”範疇，實際卻都大大超標。一些學者和紀委官員把原因歸咎於沒有具體執行細則，缺乏可操作性。

　　按照以上說法，似乎圍繞“四菜一湯”制定具體細則，針對幾種標準走樣現象拿出對策就可以了。但在筆者看來，即使有了執行細則，堵住這方面漏洞，依然難以剎住公款吃喝，因爲公款吃喝的本質問題，一是對公權力缺少約束；二是對公款缺少約束。因此，只有從這兩方面着手，纔有可能產生實際效果。

　　一些官員之所以屢被請吃請喝，主要原因在於其掌握某種權力，比如，項目審批權、年終檢查權、官員考覈權、人事調動權等。因爲手握重權，且可隨意使用，令有求者不得不“酒桌公關”。如果把這些權力統統關進籠子裏，恐怕公款吃喝現象將大大減少。

　　比如，媒體披露北京“部委一條街”如今轉型接待工薪族，原因就在於，有諸多審批權的部委官員不敢再堂而皇之在此大吃大喝了。如果按照國務院要求，真正把很多項目的審批權取消或者下放，今後“部委一條街”恐怕就會永久轉型，而目前很可能是暫時轉型。

　　另一方面，必須牢牢看住公款。如果各級政府詳細編制財政預算，各級人大和人大代表認真把關、審批，如果像香港一樣讓公衆充分監督、參與預決算把關，無疑，公款吃喝便沒有多少空間了。當然，還要全面清理各單位“小金庫”，把所有預算外資金納入預算。

　　如果管住了權和錢，公務接待的空間就很小了。如果再強制取消一般性公務接待，對於特殊公務接待制定嚴格的接待標準和審批程序，包括在什麼地方宴請、參加人數、每人餐費標準，以及誰來審批、誰來監督等。假如對有限的特殊接待做規範化、制度化設計，公務接待必將走向廉潔、節儉。

　　坦率說，今天重提“四菜一湯”實際意義似乎有限。一方面，“四菜一湯”當初是一種國宴標準，從全國範圍來說，並沒有制度化、標準化；另一方面，由於中國飲食很豐富，各地消費水平不一，關於“四菜一湯”的標準很難制定。即使制定了標準，也會“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而且，此次中央“八項規定”沒有重提“四菜一湯”等標準，也有深意。在法治社會，應該抓住問題的本質，用法律手段來解決，纔是上上策。只有圍繞權和錢“做文章”，治理公款吃喝纔有“戲”。（張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