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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中國文化保持着反思的力量——訪《天註定》導演賈樟柯
新華網法國戛納5月21日電(記者李明韋巍)中國導演賈樟柯的新片《天註定》在第66屆戛納電影節主競賽單元放映後,獲得好評,保持着衝擊金棕櫚大獎的希望。21日,賈樟柯在戛納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暢談《天註定》的創作思路和他眼中的戛納電影節。
新華社記者問(以下簡稱“問”):您說您在《天註定》裏追尋現代俠義。這個“俠義”是什麼?在這部電影裏是否得到比較好的體現?
賈樟柯答(以下簡稱“答”):這部影片四個人物的故事來自真實事件。這些事件在國內引起過廣泛討論,也促使我去反思。我覺得,應該從電影的角度,來理解人爲什麼會產生極端的行爲,來了解社會演進過程中我們遭遇了什麼樣的精神困境。我一直在籌拍武俠電影,突然有一天感覺到,人類一些生存命運變化很少。我選取的故事都是悲劇,但都有一個特點,就是個人尊嚴受到侵害或者說保護自己尊嚴的時候,沒有找到明確的方法,然後產生了暴力悲劇。我們必須面對這些暴力悲劇,去研究它,理解它,纔有可能避免悲劇重演。所謂“俠義”,我覺得,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寧爲玉碎、不爲瓦全;另一方面,暴力本身具有破壞性,並不是好的解決辦法。
問:在這部電影裏面,特別是在暴力美學這方面,您是不是也是借鑑了北野武的作品?
答:許多國際媒體的記者提到北野武和昆汀·塔倫蒂諾的“暴力美學”,但實際上,我借鑑比較多的還是武俠電影,借鑑了胡金銓和張徹兩位導演。胡金銓導演把人物命運放在一個流動的狀態當中。在《天註定》小玉那個故事中,她在桑拿房的包間裏受欺辱時拔刀而出這一幕,我有很多種處理方法,可以用含蓄的表現手法,但我還是用武俠片的方法,更能表現東方的意境和流動的視覺。這部電影由山西、重慶、湖北和廣東的四個不同地域的四個人物組成,這些人物本身是流動的,拍攝過程也是流動的。這部電影在視覺的流動性和美感上來說,還是帶來了比較突出的印象。從動作的角度來說,我比較多借鑑了張徹的方法,張徹導演的方法都比較直接、有力。暴力有很強的破壞性,對人的心理的一個直接的打擊。
問:您是不是從小角度切入來表達您對中國社會變化的理解?
答:這部電影的結構受生活影響比較大。我們的生活出現了社交網絡,出現了微博,我們接受信息的方法由此改變,每天各種信息撲面而來,縱橫交錯。寫劇本的時候,我感覺應該用一個嶄新的方法來呈現這種感受,所以影片就出現了多個人物,但其實影片只有一個故事、四個人物:第一個故事,反映的是鄉村的社會矛盾,像資源壟斷,像貧富差距等;第二個故事,反映的是被忽略的精神困境,特別是孤獨感;第三個故事,人本能保護尊嚴底線時沒有找到合適的方法;第四個故事,講的是個人出路的問題。這部電影,通過地區跨越很大的這四個故事,像萬里河山圖一樣,顯得規模很大,像史詩片,但它是一個當代故事。
問:您的故事裏面許多人物面對現代信息社會實際上越來孤獨,缺乏交流,這一點您怎麼看?
答:我在收集資料的時候,就看到在工廠一個宿舍裏,年輕人在給手機充電的時候,都會把手機和充電器鎖起來,這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一種萍水相逢之間的冷漠,這些都是吞噬人的東西。如果溝通僅僅侷限在互聯網絡,是遠遠不夠的,網絡本身是中性,它呈現的是複雜的信息,信息需要分析。社會應該提供更多渠道,提供更多信息判斷。
問:影片結尾,女主角小玉聽着《蘇三起解》開始流淚,這是不是對四出悲劇的一種反思?
答:在結尾,我用的戲曲是《玉堂春》,這齣戲的結局是一個大團圓,但卻是以一出悲劇開始的。判官會反覆地問蘇三知不知罪。關於暴力的問題,我覺得社會各個層面都應該反思,跟我們每個人都有關。社會有它發展施加的一個暴力。就個體而言,我們有時候是暴力事件的受害者,但也有可能不知不覺成爲施暴者。我們都要反思。
問:您四次來到戛納,是不是也感受到戛納的禮遇?
答:我很感謝戛納電影節。我的第三部電影《任逍遙》第一次來到戛納就入選競賽單元。之後,我創作的《二十四城記》和《海上傳奇》都受到戛納的肯定,我非常高興。戛納始終對一個導演創新的訴求有一個保護。這裏也是尋找知音的一個場所。
問:中國導演是不是也可以更好地利用這個平臺?
答:對導演來說,電影節是瞭解電影行業和電影藝術發展一個最好的窗口。參加國際電影節,我們可以與全世界的同行進行交流,這對於提升本土電影的藝術要求,豐富思路很有幫助,對外界瞭解中國和中國文化,也很有幫助。有記者問我:“你的作品在戛納有什麼樣的作用?”我回答說:“從這部電影中你至少能看出,中國文化還保持着某種反思的力量。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不是一個不反思的民族。我們有這個能力通過文化來做這樣的思考。”
(來源: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