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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乾榮
我今年開始關注《法制日報·社區版》,併爲她寫稿。這個版,勾起我對費孝通先生,以及有關“社區”的一些記憶和感慨。
2000年春,爲寫《江村故事》一書,我應羣言出版社社長吳志實兄之邀,隨費老赴他的老家江蘇吳江市“江村”(原名“開弦弓村”)實地踏訪。費老20世紀80年代復出後,26次回訪江村,調查研究江村的發展變化——用費老的話說,那裏是他“一生學術道路上值得紀念的里程界標”。他1939年在英國經濟政治學院完成的博士論文《江村經濟》,便是在江村調查基礎上寫就的。
費氏把自己研究的對象江村,看成是一個有限的區域。他要從經濟和社會學角度,把這個小小區域,當成一隻麻雀來解剖,從而以小見大地展現中國農村狀貌,並用以探索貧困中國的出路。給這塊區域起一個什麼學名呢?此前在翻譯美國學者家帕克(1864—1944)的論文集時,費孝通將英文Community一詞譯成了“社區”;好的,就把人們生息於其中的某一塊區域,稱爲“社區”吧。從此,費老創譯的“社區”一詞,成爲中國社會學界的通用術語。而江村社區,則是他終生學術研究的根據地。
“社區”翻譯得精準,詞面土頭巴腦,不像個洋詞,似乎爲漢語所固有,也不像個術語,特別上口,通俗易解,因而很快流行於社會,如今更被廣泛和經常地使用。
被廣泛和經常使用,又因社區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無法須臾脫離。正如費老所說:“聯繫着各個社會制度的是人們的生活,人們的生活有時空的坐落,這就是社區。”
社區直接聯繫着城鄉居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由於社區更注重“自下而上”的運行邏輯,因此它提出的日常問題,應該是政府和社會最爲關注的民生問題。而新時期鄉村的式微和城市化的迅猛進展,又令社區工作面臨諸多新的問題。新型社區大量涌現,鄉村有鄉村特點社區,城市有城市特點社區,無數社區構成了社會,社區的各種問題,又凝聚成整個社會的大問題。黨政工作,社會工作,治安工作……最終都要落腳於社區,所以社區工作是十分繁複和困難的。
費老認爲,關於新型社區建設,“城鄉協調發展”,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則和出路。這裏的“城”和“鄉”,代表着城市和鄉村不同類型的生活方式、倫理道德、人脈紐帶、互動模式、價值觀、人格、習俗等等文化因素。我國的城市化,最可能的結果,乃是這些不同取向諸多要素的融合、共存、共榮,所謂“各美其美,美美與共”,而不是簡單的非此即彼的選擇和消長。這裏關鍵的,是“人的思想”向現代意識的轉化。當下,不可遏止的城市化過程剛剛開始,一切均處於探索之中,還不能超越“摸着石頭過河”階段,大家都應該本着探索新道路的心態,來看待這一問題。
至於具體的社區工作者,他們雖然責任重大,權利(或者,加上一定的“權力”)卻並不明確。費孝通在晚年仍然關注社區建設,他20世紀90年代在上海浦東新區的實地調查中,深有感觸地說,社區運轉得好,社會才能正常運轉;社區健康了,社會才能健康。而欲社區健康,則“培養和提高社區居民既服務於自己,又服務於社區的意識和能力”,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費老已逝,我認爲他提出的這一“社區自治”思路,仍然是社區工作改革應該遵循的一個方針。
《法制日報·社區版》,或許可成爲探索城鄉新型社區建設的一塊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