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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張倩怡
一處180平方米的“四室兩廳”能住上多少人?答案或許需要發揮想象力才能得出:23人。適逢畢業季,不少剛出校門的畢業生們或許會選擇住進租金便宜的羣租房。然而羣租房帶來的卻是鄰居和房主共同的“切膚之痛”。
鄰居痛:
“樓上住着個馬蜂窩”
“晚上一回家,嗬,屋裏水有這麼高!”在自己的腳踝旁比劃了一下,家住天通苑北一區的顏力回憶起一個星期前的遭遇,還是心有餘悸。
上了一天班回到家,顏力發現屋裏赫然一副“水漫金山”的景象,天花板不停地滴着水。趕忙衝上2樓,顏力卻吃了個“閉門羹”,“這屋住了20來號人,可一個人都不在!”
找來這家的“二房東”,打開房門,顏力傻眼了。和他家一樣的住宅格局,樓上180平方米的屋子卻活像個迷宮。繞過客廳裏4個狹長的小隔間,在一間主臥配套的衛生間裏,挨着淋浴頭的水管正“滋滋”向外噴着水。
自個兒從事的就是建築行業,顏力在屋裏繞了一圈立馬就明白了,“這不胡鬧嘛。本來只有3個衛生間,他在4個小隔間裏還都加了個馬桶。這要是一塊兒使用,水壓可不就承受不住!”
這間原本四室兩廳的屋子如今足足被添置成了10個房間,再加上每間臥室裏並排放着的兩三張上下鋪。住了20多個人後,麻煩事就沒少過——樓道里嘈雜聲總是不停,衛生得不到保證……顏力有些無奈,“真像腦袋上頂了個馬蜂窩,不知道啥時候炸。”
“羣租房是被明令叫停的。”偉業我愛我家集團副總裁胡景暉介紹,北京市住建委去年便要求,出租房每個房間居住的人數不得超過2人;人均居住面積不得低於5平方米;同時不得改變房屋內部結構分割出租,不能按照牀位出租。
不過記者走訪發現,羣租房在市面上並不少見。撥通了天通苑附近一家房產中介的電話後,“一個牀位一個月700塊錢,能看的有4套房,都在一個小區。”一位中介熟稔地告訴記者。
羣租房給“二房東”帶來了不小的利潤。顏力告訴記者,他所在的小區180平方米的屋子整體出租價一個月在5000元左右,可通過一個月600元、700元不等的牀位出租,一間屋子住上20人,房租遠遠超過1萬元。
房主痛:
“羣租後只好虧着賣了”
房租的差價哪兒去了?大部分都進了中介的腰包。
據介紹,目前房屋中介市場有兩種租賃方式,一是中介全權代理的託管房,另一種則是要由中介、房主、租客三方簽訂合同的居間代理形式,而羣租房大多是出自於前一種租賃方式。北京中原地產市場研究總監張大偉介紹,目前市面上的託管房已經佔據近60%,“2010年以後由於限制購房等政策的陸續出臺,租房市場需求大大增加,出於盈利目的,更多中介願意選擇託管房。”
“多數情況下,業主要求籤訂不得羣租要求時,中介會直接選擇不做這單生意了。”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不少中介賺的就是中間的“價差”,他們也掌握着更多租客信息,所以多數情況下房主就只好向中介妥協了,“中介賺得會比房主多成了常事。”
羣租對房屋的損害,同時成了業主的最大心病。
拿着剛從打印機裏吐出來、還熱乎乎的過戶書,家住雙榆樹社區的方磊有些無奈地告別了一家三口住了十多年的老房子。
方磊家的房子有些年頭了,不過因爲保護得好,50來平方米的屋子顯得挺敞亮。去年年初,方磊把房子託管給了一家房產中介公司,“當時口頭約定好了最多隻能住4個人。”沒過兩個月,老街坊就給方磊提了意見,說是屋子裏住的人可不少。方磊晚上回家探了下底,發現自家的屋子早已變成了“考研屋”,滿眼全是上下鋪,住上了10多個學生。
因爲沒有把對租客數量要求這一條寫進合同裏,和中介鬧了幾次不愉快,卻也無計可施。方磊只好在一年租期到了後立刻終止和中介的合同,“在這之後我們再不敢相信中介了,房子被住得亂七八糟,也索性虧着賣了。”
擠出空置房:
主要還得靠賞罰
爲何有了明確規範性文件,羣租房仍舊屢叫不停?張大偉表示,不同於對房屋買賣管理,房屋租賃並不要求強制備案,“小型中介公司、甚至個人二房東從事這樣的買賣,並沒有留下可查證的憑證,這給查處帶來了麻煩。”
業內通常認爲,大量的租房需求,使得市面上的出租房屋數量不足。在推高租金的同時,也使得羣租房現象長久未衰。而調查中的另一組數據,卻提供了對租房市場供需關係的重新思考。
我愛我家副總裁胡景暉告訴記者,公司每年出售的二手房中,毛坯房的佔比在5%左右,以此標準估量,北京有30萬套左右的空置房。胡景暉認爲,激活這部分空置房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租賃市場緊張。
“需要注意到,北京空置房在租金和地域分佈上並不均勻。”北京市房地產中介行業協會會長李文傑則認爲,北京空置房多集中在五環開外,而租金在每月1萬元以上的房源也更多,空置房的有效激活成了難題。
據瞭解,北京空置房來源主要有兩種,一是投資性二手房,因準備隨時出售或無心獲取租金收益而進行空置;其次是投資性商品房,在購買之初只是期房,但如今已經是現房,如果出租還需額外進行裝修費時費力。“我們可以借鑑香港等地區的經驗,重獎舉報人、對租賃者進行重罰。”李文傑建議,目前重獎、重罰仍是遏制羣租房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