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中旬，北京保利國際拍賣公司、北京中貿聖佳兩家拍賣公司先後發出公告，要拍賣錢鍾書書信手稿，遭到錢鍾書遺孀楊絳反對後，兩家公司陸續宣佈撤拍。

　　在保利撤拍的3封信中，有兩封被通信人、上海古籍出版社前社長魏同賢指爲僞造，對此保利方面表示：“相關拍品已撤拍，不予迴應。”

　　這爲近年來文物和藝術品拍賣市場亂象又添一新例。“20年時間，從零到現在的幾百億，市場發展迅猛勢必帶來很多問題，比如人才問題，對這個行業特性的認知問題等，都存在着缺陷。”文化部文化市場發展中心藝術品評估委員會委員、北京華辰拍賣董事長兼總經理甘學軍對記者說。

　　此外，近年來民間收藏熱潮使得對於文物藝術品鑑定的需求暴漲，隨之而來的鑑定騙局和亂象層出不窮。2011年3月，《北京商報》記者探訪北京琉璃廠附近文物市場，報道稱，北京琉璃廠東西兩條街上，存在衆多貼有“文物鑑定”字樣的商鋪，“只要肯出錢，即便你拿來的東西是新貨，也有人能夠把它包裝出歷史背景，即便你拿來的是塊石頭，也有人能‘指鹿爲馬’。事實上，這種明碼標價的藝術品鑑定證書，在任何場合都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出於各種目的，仍有人願意出錢做鑑定。這個市場非常火爆，而且水太深。”

　　騙局鬧劇屢屢刷新“底線”

　　近年來曝光的文物鑑定騙局更是屢屢擊穿輿論底線。

　　2011年9月5日，原華爾森集團董事局主席兼總裁謝根榮繼一審被判無期徒刑之後，接受二審。自此，“金縷玉衣”的驚天祕密被公衆知曉。

　　金縷玉衣本是漢代規格最高的喪葬殮服，大致出現在西漢文景時期。商人謝根榮的“金縷玉衣”是他找來一堆玉片，請北京中博雅文物鑑定中心鑑定委員會主任牛福忠串成的。牛福忠又請來中國收藏家協會前祕書長王文祥、故宮博物院前副院長楊伯達、北京大學寶石鑑定中心前主任楊富緒、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前副主任委員史樹青，5位專家在裝“金縷玉衣”的玻璃櫃子外“走了一趟看了看”，爲這件“文物”估價24億元。謝根榮用這一紙估價說明騙銀行放出7億元貸款。

　　另一場鬧劇曝光於2012年初。漢代玉凳由北京中嘉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於2011年初拍出2.2億元天價，成爲當年拍賣市場的“最貴玉器”。漢代玉凳爲漢代青黃玉龍鳳紋化妝臺之組件，曾被拍賣公司說成是一套“讓今人看後歎爲觀止，具有極高的收藏和歷史價值”的文物珍品。但一年之後，關於這套玉器到底是國寶還是贗品的爭論突然爆發。2012年2月23日，邳州寶玉石行業協會會長汪如棉公開表示，這個所謂的“漢代玉凳”2010年產自邳州市，當初是作爲高仿工藝品出售的，由向陽村幾個小夥子忙活一年多，他們還幾次請自己去做指導，提出造型、紋飾及圖案的設計建議，最初以230萬元的價格賣給了一個外地人。汪如棉說，“不知怎麼回事，弄到今天竟成爲一件價值連城的文物進行拍賣了”。

　　2012年，十位中央美院油畫系首屆研修班的學員聯名發表關於“徐悲鴻油畫造假”的公開信，針對2010年6月在北京九歌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春拍中以7280萬元成交的名爲《人體蔣碧微女士》的“徐悲鴻油畫”，信中指這幅畫只是當年他們研修班的習作。

　　宋徽宗《千字文》被疑作假、唐大禧被拍賣畫作系仿作等事件，一再將那些新高迭創的拍賣會變成了贗品鬧劇。

　　鑑定難度不斷升級

　　伴隨層出不窮的鑑定醜聞，各地文物造假的內幕也浮出水面。從製假到售假的產業鏈條在中國已經發展成熟，作假的手段五花八門。

　　衆多造假地區中，“河南造”是一個讓收藏界和鑑定界都頭疼的詞，不少專家都曾經栽在“河南造”上。

　　走進北京大大小小的古玩市場上，每個青銅器銷售點上都有產自河南的青銅器。歷史留給了這裏的人們鑄造青銅器的工藝，在這片土地上，青銅時代鑄造了夏商周“九鼎帝王”；進入20世紀末，隨着收藏熱的大潮，河南地區的一個個製假村應運而生。

　　河南省伊川縣煙澗村是中國著名的“青銅器之村”，因爲出產高仿青銅器而聞名中國甚至世界。數據顯示，這個村子的專業加工戶達到300多家，從業人員1880餘人，年創產值9000餘萬元，主要產品有東漢馬踏飛燕、東周天子駕六、戰國方鼎、春秋蓮鶴方壺及各種造型壁掛、仿古檯燈等1000餘種。以洛陽爲中心的河洛地區也存在着數量衆多的“青銅村”、“製假村”，村子裏不論男女老少都能製作青銅器。每天成千上萬的仿古青銅器從這裏流向全國和世界。

　　北京大學文物學院院長李彥君曾提供一組數據：2007年，全國的藝術品拍賣行拍出的官窯瓷器達2萬件。2006年到2009年乾隆玉璽共拍出100多件，而實際上乾隆玉璽真品流出的僅有3方。

　　李彥君解釋，之所以沒有人追究，是源於中國藝術品市場的霸王條款。這個條款由拍賣行業制定：拍賣行不負責拍品的真僞和瑕疵。

　　除了造假井噴帶來的鑑定困難，造假技術“升級”，也使文物鑑定急需尋找新方法。

　　以書畫複製技術的進步爲例，“現在北京就有很多電腦複製、打印的東西，很多博物館的老專家之前沒接觸過。如果按照傳統鑑定方法，對圖章、氣息、神韻，查著錄，等等，都已經失效了。”湖南省文物鑑定專家李智勇說，現在吳冠中的油畫或水粉都可以打印出來，而且具有立體效果，現代科技已經到了肉眼無法辨識的地步，“我們以前就是靠眼睛，靠手摸一摸就可以知道，現在靠鼻子聞，靠耳朵聽。”

　　此外，不同的文物鑑定難度亦不同。“書畫在中國市場最大，製假手段豐富，鑑別複雜。那麼多名頭那麼多畫家，每一個畫家創造那麼多東西，都不一樣，無法歸類和標準化，甚至不能用一個標準來看同一個畫家的東西。”甘學軍告訴記者，瓷器鑑定相比書畫稍微單純一些，“玉器有材質和工藝水準的高下指標，在鑑別上相對便利，書畫就更麻煩了。”

　　經驗鑑定存在歷史斷代

　　在中國國家畫院原副院長、著名文物鑑定專家趙榆看來，文物鑑定目前除了科技鑑定沒有跟上之外，經驗鑑定亦存在歷史斷代。

　　“1949年之後文物市場沒有了，鑑定專家只能在文物市場裏培養，沒有市場就沒有課堂。老一代的鑑定家在市場中鍛鍊，解放之後進入文博單位，所以現在的博物館陳列，特別是故宮博物院、國家博物館、上海博物館，各個門類的物品都是標準件。因爲它們是被鑑定領域裏公認的權威所鑑定的。”趙榆對記者說。

　　趙榆舉例，瓷器類，新中國成立初期故宮博物院用的是著名瓷器鑑定家孫瀛洲和他的得意弟子耿寶昌，“所以在故宮博物院陳列的瓷器都是標準件，沒有僞件。”

　　玉器專家是傅增湘的長子傅忠謨(傅忠謨的長子傅熹年是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主任委員)，“所以故宮博物院陳列的玉器也都是標準件，不是那些個‘金縷玉衣’專家鑑定的，但是傅忠謨先生沒有教出徒弟來，因爲沒有文物藝術品市場，沒有課堂。現在出的那些笑話，原因之一就是那批‘專家’他們沒有跟傅忠謨先生學，名師才能出高徒，市場才能鍛鍊本領，這兩條都沒有。”趙榆說。

　　同樣是業界專家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長、著名秦漢考古學家劉慶柱則認爲，憑著名鑑定專家的經驗其實也可能鬧出笑話。“漢代玉凳”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幾個專家簽了字鑑定了，連故宮有的專家都說是真的，卻忽略了基本常識，漢代都是席地而坐的，違背了考古學常識。”他對記者說。

　　“鑑定技術整體來說需要科學化，大陸的科學研究體系就是師徒相傳，看什麼像什麼。雖然器物類有采用科學檢測，比如瓷器的熱釋光、木器的碳-14檢測，以及青銅的金相學檢測和自然鏽蝕檢測，等等，但這方面目前的鑑定隊伍我覺得做得不夠。”劉慶柱說，目前高等學校缺乏這方面的系統學科，“還談不上是個學科，只是根據市場流傳的一些東西進行摸索，相當不成熟。”

　　“從寬”還是“較真”

　　除了鑑定本身遇到的難題之外，從事文物藝術品經營、出版及鑑定工作20多年的北京榮寶拍賣有限公司總經理劉尚勇對記者說：“文物鑑定問題實際上是在不同層次、不同語境下、不同維度上發生的一個問題。”

　　“如果從文化保護的角度來講，就要從寬。已故的國家文物局全國古代書畫鑑定小組組長謝稚柳先生曾說，看着30分、50分，就差不多判斷是真的了。現在這個觀點被文物界很多人反對，說太鬆了。可是不能說有的是假的就不保護了，我們先保護起來，讓子孫再研究。謝先生當時的觀點就是文物保護。”劉尚勇說。

　　另一個角度是拋棄社會功利目的的學術研究，“這個就必須較真，到底是不是真的，學術研究還允許翻盤，今天說是真的，明天說是假的，後天又有了新證據說是真的，來來回回翻盤都可以。學術鑑定是不斷趨向於真理，還原歷史的真相。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否定之否定。”此外就是市場鑑定，“市場是用估價來表明其看法的。如果特別真，就100分；比較真，90分；有點像，80分；或者有點影子，30分；等等。它是用價格的尺子來表明態度。像齊白石的畫，貴的上億，有的幾十萬。”劉尚勇說。

　　他認爲，從不同領域、不同的維度和角度看到的是不一樣的鑑定，“所以沒有辦法大家坐下來討論所謂的鑑定問題，各自有立場，沒有統一的標準，要分別研究對待和去把握，很大程度上不是法律問題，也就無法用法律去規範。”

　　有沒有必要對鑑定機構(專家)進行政府認證？

　　現實中，文物鑑定難以在商業化和文物保護之間平衡，在巨大利益糾葛之下，假文物被鑑定爲真、真文物被鑑定爲假的荒誕實例屢有發生，且利益勾結層出不窮。

　　2011年3月15日，央視3·15晚會曝光一起關於文物鑑定的黑幕，央視記者拿着從古玩市場花300元買下的一幅齊白石畫作，來到北京金坤國際拍賣有限公司。鑑定師顏仲省斷定這幅畫是贗品，但在收下了1000元鑑定費後，還是開了寫着“齊白石本人畫”的證書。隨後，記者花200元買的小瓶，在北京聚寶齋文物鑑定中心鑑定師劉育新過目後，搖身一變又成了價值20多萬元的光緒仿品。被央視曝光的“給錢就出證書”的公司包括：北京金坤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北京聚寶齋文物鑑定中心、鴻騫文物鑑定品收藏中心、北京古雅閣文物鑑定中心。

　　而民間鑑定機構和專家產生背後，是洶涌的民間藏品的鑑定需求。目前國內最權威的文物藝術品鑑定機構——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主要從事博物館的藏品鑑定和司法鑑定。

　　“市場有這麼多需求，公立的學術機構中的學術資源和專家應該更多地跟社會大衆的需求結合起來，發揮更大的作用，而不應該關門。既然拒絕民間鑑定，就應該爲社會提供規範的高水準的服務。”甘學軍說，此外，政府應該制定行業規範和規則，把鑑定的流程和責任確認下來，“不過，政府沒有必要、也沒有能力去認定某機構某人有鑑定資格，否則出了問題，和現在的區別就是公衆對市場的抱怨轉化爲對政府的抱怨，這樣解決不了問題。所以政府搞認證既是越俎代庖，也是不切實際、沒有意義、適得其反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