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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咸陽市下面,有一個叫做彬縣的小縣城。縣城裡最熱鬧的中心廣場上,6月16日發生了一起命案。一個流浪漢滿身是血,躺在廣場前的人行道上。警方判斷,他是被人殺死的,可是就連辦案刑警都想不明白——誰會謀殺流浪漢?
在這個大山環繞的縣城,流浪漢被人們叫做“瘋子”。警方排查過各地通緝的流竄犯,也懷疑過意識錯亂的精神病人,均無果。縣城裡甚至開始流傳,說殺人的一定是高科技犯罪團伙,要竊取瘋子的器官,搞人體實驗。
答案比任何一種猜測更令人驚訝。根據一條小線索,在偵破技術的幫助下,凶手的面目從監控錄像裡一幀幀地“刷”出來——那只是5個少年。他們中最大的不過16歲,最小的只有13歲。在昏暗的路燈下,他們幾個擠在一起走路,像扭捏著不願上臺演講的孩子,邊走邊推搡,爬上廣場的臺階,走向流浪漢。
領頭的少年被抓後,告訴審訊的警察,“當時我跟幾個伙計,說要搶錢呢”,可是後來幾個人膽子小,一直沒敢動手,看到流浪漢睡在廣場,就說,“拿瘋子練練手”。
粗糙的預謀
5個少年裡,領頭的那個叫小龍,今年16歲。被抓的時候,他正在農村老家裡躲著。他家村子距離縣城大約10公裡,沒有公車直達。這裡很容易辨識:低頭看地面,只要還踩著灰色水泥地,就是縣城,遠一點的地面遍地堆積著黑色煤渣,那是支橕這座縣城發展的煤礦區,再遠一些,一腳踩著苔蘚一腳踩著泥巴的地方,就是小龍長大的村莊。
小龍見到警察的時候,並沒有顯得很害怕。他留著光頭,黑黑瘦瘦,個子不高,總是昂著下巴。他的腳上蹬著一雙藍色塑料拖鞋,格子襯衣只扣著倒數第二個扣子,就跟著警察走了。
縣城裡跟他差不多年紀的少年,這個時候還在為上學忙碌。當地官員喜歡跟人炫耀,這裡重視教育,“從幼兒園到高中都是義務教育”。可是,一個跟小龍一般兒大的女生說,自己從小在縣城讀書,年級昇得越來越高,老同學卻剩得越來越少,感覺上著上著學,班上的同學都漸漸沒了。
女生說,那些成績好的,大多離開這裡,擠去咸陽或者西安的重點中學,卯足了勁要考一個好大學;那些成績不好的,盡管當地高中把入學標准降到了200多分,可還是有大把人考不上,7門課的成績加一塊都達不到這個數,而他們又不願意交動輒上萬的贊助費,漸漸也都沒影兒了。再見到他們,可能是在網吧裡,酒桌上,或者在縣城馬路邊游蕩。要麼就再也見不著了,他們或許去咸陽打工,或許去西安找事兒做,甚至到更遠的地方謀生。
對小龍而言,讀完了小學五年級,他就再也沒有念過書。小龍爸爸說,兒子跟自己差不多,除了自己的名字,認不得幾個字,出門得叫人帶著,不然全抓瞎。小龍家6間房,裡面找不到一本書,屋裡唯一一個帶著字兒的顯眼東西,只有掛在廚房的海報,上面寫著“林志玲”。
5歲那年,小龍媽媽就跟人跑了。一家人靠爸爸在山坡上種地過活,小龍從小看著爸爸用肩膀擔著扁擔,踩著泥走2裡地的山路,從村裡往山上擔肥料,從山上往家裡擔小麥,一畝地有時候得擔個五六趟。小龍爸爸今年48歲,就這麼擔了半輩子擔子,現在肩膀都緊實得跟磚頭一樣,沒法放松。
在審訊錄像裡,陪兒子來的小龍爸爸雙手抱胸,蜷縮著窩在審訊室角落,一副迷茫的樣子。而小龍坐在一旁,歪著腦袋,一邊用舌尖舔著自己的虎牙,一邊跟警察說,他最大的目標,就是在縣城迅速賺一筆錢,拿這筆錢買張去北京的車票,然後在那裡繼續打工賺錢。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在縣城的一家火鍋店打過工,可是乾了8天還賺不到100塊。於是,小龍花了60塊錢,在賓館開了個房間,叫上自己的兄弟,開了個會,商量迅速賺錢的方法——搶劫。
他提出了自己的策略:在縣城最熱鬧的開元廣場,趁晚上人們乘涼的時候,見誰有錢就“撂倒”誰,搶光他身上所有的東西,然後用搶的錢打的去西安,買火車票去北京。
小龍說,他還琢磨過,要是搶一個人錢不夠,到了西安,就把出租車司機“撂倒”,接著把車拿到黑市一賣,那樣一來,錢應該就夠了。
參與這場搶劫會議的有小龍在火鍋店打工認識的同伴,也是自己拜過把子的“兄弟”。長得黑黑瘦瘦的小康排行老五,矮矮壯壯的胖子是老六,他們都得管小龍叫“二哥”。另外兩個新入伙的兄弟,是小龍在縣城五星級酒店門口打群架時認識的,他管這叫“不打不相識”。
為了壯膽,小龍到“超值2元店”給每個兄弟買了一把刀,兩把圓刃的水果刀,兩把尖刃的西瓜刀,還有一把沒有刀套的小匕首,留給自己用。
可一切沒有想象中順利。在賓館開會的時候,自己的兄弟先鬧起來了。同樣16歲的小康說起話來文文氣氣的,他反對說,“這個想法太瘋狂了”,年齡最小的胖子也跟著不願意。胖子今年只有13歲,逢人就說自己是個“人見人愛的00後”,他拒絕別人叫他“小胖”,嚷嚷著要叫他“小乖”。小龍給他發刀的時候,剛剛從小學畢業不久的“胖小乖”鬧別扭了,他對小龍說,“為什麼要搶人,我不想搶人,我不願意弄。”
小康回憶說,“二哥”用兄弟的方式解決了問題。他上前掄了胖子一拳,把刀扔給他,“跟著乾!”
無果的搶劫
拉扯著不情不願的胖子,和搖擺不定的小康,小龍出門了。那是6月15日的晚上,天氣已經熱了起來,廣場上聚集著消夏納涼的人。女人穿上了輕薄的裙子,身上只背著小小的皮包,有的男人只穿著背心褲衩就出了門,把所有隨身物品塞進口袋,裝得鼓鼓的。
廣場旁邊是當地最大的超市,叫做“家福樂”,9.9元一雙的運動鞋裝滿整整一筐,任人挑選。
如今到這裡,還能看見廣場前的馬路堵車,拉著煤塊的大卡車別住了寶馬車,雙方都在拼命摁著喇叭。路過的商店宣傳車貼著大海報,正在舉辦消夏歌唱比賽,不知名的選手用大音量的麥克風高唱:“我拿青春賭明天,你用真情換此生,歲月不知人間多少的懮傷,何不瀟灑走一回!”
小龍說,那天他們就打算在這裡搶劫。可他們看著人們在眼前走來走去,背著包的,戴項鏈的,打手機的,確定了兩三次目標,每次走到了跟前,誰都不敢動手,只好一次次退回來,在廣場上坐著。
廣場上坐著各種各樣的人,帶孩子的,遛狗的,光著膀子打牌的,拎著水筆寫字的,當然,也有跟小龍看著差不多大的少年,有的三三兩兩湊在一起,嘻嘻哈哈抽著煙;有的穿著統一的短裙,向來往的人分發附近商店的促銷傳單——耐克專櫃新品上市,新款1499元。
在小龍打工的火鍋店,領班廚師長說,他們這些打工的常常聚在一起討論,什麼樣的工作“最厲害”。常出現的答案是,好工作在煤礦。在縣上不管打什麼工,一個月最多一兩千塊錢,可在他道聽途說打探來的消息裡,不管是一線下煤礦,還是二線搞後勤,到了煤礦月收入就能上萬。不過,這種關於“好工作”的討論每次都以沮喪結尾——因為據說雖然下礦有危險,但想要乾這行,也得“有關系”纔進得去。
這些年來,閉塞的彬縣因為煤礦積累了財富。這裡建起了氣派的高樓,馬路甚至比咸陽更寬闊。當地宣傳乾部很樂於向外來的人介紹,他們為教育投入大手筆,花了2.2億元建造職業教育培訓中心,教學樓的門柱子都是比著美國高等學府建的。這個中心在新城區地標性的體育館旁邊,而那也是個大手筆,比著北京建的,“蓋出來會跟鳥巢一個樣”。
不過,火鍋店的伙計們誰也沒去過這個職教中心,他們只在坐大巴車離開縣城的時候路過而已。這些恢弘的建築甚至很少出現他們的討論中,因為“出來還不是打工,可那地兒還要交錢”。
在火鍋店打工的時候,胖子最愛滿屋亂竄,拉人聊天,可是那天在廣場上,他卻坐在躺椅上不肯動,嘟囔著要回家。幾個兄弟裡,只有他家住在縣城,是個“城裡人”。他常在店裡那些涂著長長睫毛膏的女服務員面前大聲炫耀,說爸爸是個小煤礦主,家裡有塊小地皮,能自己開采,就光家裡那輛拉煤車,一年就能賺上四五十萬元。
一同打工的服務員打趣說,他是“富二代來體驗生活”,他只是嘿嘿笑著不說話。事實上,沒人知道他撒了謊。他的父親其實只是縣城倒閉藥廠的下崗工人。胖子在家偷過家裡人的錢,但他在外面乾過的最出格的事情,也不過是在火鍋店拼盤的時候,勾著領班的脖子,指著給顧客准備的點心,笑嘻嘻地跟他商量,“肚子餓了,讓我吃一個吧,行不行?”
小龍幾個人就這樣,一邊吵吵著,一邊坐在廣場,一直等到後半夜,等到廣場上消夏的人漸漸散了,剩下離他們不遠的一個流浪漢,躺在長椅上睡覺。
廣場上只有最後一個目標——一個孤身走過的女人。她幾乎符合少年們計劃的所有要素:穿著高跟鞋跑不快,身上背著包會有錢,現在廣場上沒別人,搶了可以迅速跑。
小龍叫上兄弟要動手,可胖子又不願意了。他沒拿出小龍為他准備的刀子,反倒拿出了手機,要打電話回家。小龍把他的手機奪過來,扔到地上踩了踩,然後把胖子從躺椅上推下來,叫他去一邊看著。
可是,還沒等小龍他們走到面前,高跟鞋女人就快步走到路邊,揮手攔了一輛出租車,離開了廣場。
盲目的跟隨
倒在一邊的胖子看到最後一次搶劫行動也失敗了,開始大聲嚷嚷,“不弄了,不弄了。”
“不弄了?去你媽的!”小龍大聲吵起來,“你X誰呢還是晃誰呢?你不弄了?趕緊給我滾!”
凌晨3點後的廣場,只有小龍他們5個人,以及睡在附近的流浪漢。小龍拿出事先買來壯膽的刀,瞅了一眼流浪漢,衝胖子說:“沒膽兒就趕緊給我滾,再不就過去那邊,拿瘋子練練手。”
睡在躺椅上的流浪漢並沒有意識到危險的到來。在之前的許多日子裡,這個廣場是他夜晚安眠的絕好去處。當地官員介紹,為了競爭“全國衛生城市”,他們把縣城劃塊,每一塊地面都有一個清潔工專門打掃,這其中就包括流浪漢安睡的躺椅。沒有人會轟他走,他每天都有乾淨的躺椅選擇,靠馬路的,有樹蔭的,挨著噴泉的。
可是,這一晚的美夢卻被搶劫失敗的少年們攪亂了。回憶起那天的情形,小龍和小康跟警察說,睡得迷迷糊糊的流浪漢,從廣場看臺旁邊的木頭躺椅上坐起身來,不耐煩地衝他們抱怨:“朝一邊兒去,趕緊走!”
小康把小龍拉到一邊,陪他坐著聊天。小康讀書不錯,小學考過全班第八名,“三好學生”獎狀至今還貼在一家5口住著的十幾平方米的小屋牆上。他跟小龍一樣,出生於滿地長苔蘚的村子,但是小康爸爸為了讓兒子讀縣裡的中學,舉家搬進城。他跑到學校找老師談話,回來還勉勵兒子:“別人念著念著就不念了,你一定要好好學習。”
搬家的決定對於小康家並不容易。母親不識字,沒工作,父親雖然在煤礦工作,但每個月只能拿到3000多塊錢。小康還有兩個姐姐,他們跟父母擠在一間房子裡生活,住在縣城角落的城中村。
那地方看上去像個大雜院。在這裡,水泥地的縣城可以找到長著苔蘚的泥巴路,十幾戶人家擠在一間小院裡,每家都用被罩掛在門口擋著。站在院子中央能聽到一樓的男人跟女人吵架,看到二樓的住戶從窗戶往樓下潑水。院子外面是林立的綠樹,樹下是一條乾枯的河,堆滿垃圾袋。院子外焚燒垃圾的焦糊味,混雜著院子裡做飯的爐火味兒,不遠處山上跑著的運煤車則不停地摁喇叭。
“娃根本在屋裡待不住,動不動就要往外面跑。”在切菜板、摩托車和呼啦圈共處一室的屋子裡,只有一盞發黑的白熾燈,小康的媽媽捂著臉哭著說。她沒讀過書,但她一心想讓兒子讀好書,為此她把印著古詩詞的舊掛歷整齊地貼滿出租屋的牆壁,還到處去請教培養孩子的訣竅。她問過住在隔壁的,街上賣菜的,還有學校外面等著接孩子聊天的,“他們都說不能讓娃出去,可是怎麼說他都不願意待,一個勁兒要出去。”
從今年3月開始,上初中的小康鬧著不學了。他坐在父母和自己擠著睡的大床中央,嚷嚷著要賺錢,賴著不出門上學。爸媽雖然反對,最後也只能跟他達成妥協——等到秋天,去讀個職業技術學校,在此之前,可以先到縣上打工。
小康說,他很快發現,外面的世界沒那麼簡單。有天晚上快兩點了,他在跑著拉煤車的大街上,看到一群男人追著兩個女人,不管女人如何呼喊,並沒有人去幫助她們。
“我覺得外面社會太亂了。”在警察面前,小康扭捏地選擇靠著牆根的角落坐著,聳著肩膀,用手掌摩挲著自己的膝蓋。他在火鍋店打工認識了小龍,跟他拜了把子。“我就想跟二哥他們……我們發誓,以後相互罩著乾。”
但對“二哥”提出的搶劫,小康說他沒同意。他說,他從一開始就沒打算要用刀子,之所以會跟著出來,只是因為他不想忤逆小龍這個“二哥”,想什麼都跟著他。
無解的出路
准備了一晚上,什麼都沒有搶到,小龍不太能接受這場搶劫計劃的失敗。他說,當時身上已經一毛錢都沒有了,可是,他迫切地需要錢,去買一張火車票,離開這個地方。
小龍想去北京,一個他第一次見到地鐵和電梯的地方。不過,他已經不太記得該怎麼去北京了。兩年前第一次去北京的時候,還是老鄉帶著他,逃票坐上了火車。
在陌生人面前不愛說話的小龍,總是繃著一張臉,額頭上勒出與他16歲年齡不相搭配的抬頭紋。但是只要一說起普通話,一說起北京,他整個人都放松了,偶爾還能露個笑臉。
他對北京生活的印象,只有三個字:“好著?!”他在北京當過後廚,做過保安,還在肯德基做過冰激凌。在他的描述裡,在北京每個月能賺三四千,還包吃包住,盡管住的只是四五個人拼一間的地下室。他說,自己兩年賺了4萬塊錢,還寄給了爸爸1萬7。
但小龍爸爸說,從來沒有收到過兒子寄來的錢,他甚至很少接到兒子從北京打來的電話。他對於兒子外出打工的事,總是懸著一顆心。娃出門打工的時候,還不到他的肩膀高,兩年沒回家,再見面已經比自己還高了。不僅個子長了,還學會了抽煙,一天至少抽半包,胳膊上也不知什麼時候烙下了一個個圓形傷疤,像是被煙頭燙過的。
小龍爸爸也外出打過工,在深圳給人鋪路,乾了4年,帶著幾萬塊錢工錢,和一身的風濕病、動脈硬化回來了。他回村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開始給家裡蓋房子。他把小龍從北京叫回來,要他待在家裡看屋子,不願意他再出去打工,“外面社會太復雜,我怕他出去出事”。
可是,待在家裡對小龍來說太難熬了。在這個小村子,生活只有兩種模式,出門種地,回家做飯,頂多再多一種模式,外出打工,回來蓋房子。
如今他家雖然蓋起了全村唯一一戶貼著亮白色瓷磚的小平房,但姐姐在外地打工,71歲的奶奶要下地乾活,爸爸要去地裡用扁擔挑麥子,白天只有他守著6間空蕩蕩的房子。屋裡唯一的裝飾品插在窗戶把手上,是兩根彩色的野雞毛。
從沒出去打過工的小康,並不太理解小龍的焦慮。他唯一一次走出彬縣,是12歲那年發高燒,爸爸抱著他去西安看病。小康爸爸說,他們在醫院門口排隊,掛了3天號纔看上大夫。夜裡抱著小康輸液,他看著臉色透紅的兒子半夜突然醒過來,在擠滿陌生人的掛號隊伍旁邊來回打滾,自顧自地瘋跑起來。照小康媽媽的說法,那次看病耽誤,可能把兒子的腦子“燒壞了”。
小龍說,他很想念在北京的日子。在那裡,他在賓館門口當保安,穿著淺藍色的制服,感覺自己跟進了“特警隊”似的,特有面子。他不會上網,但是偶爾有人請客,帶他去網吧的時候,他就只看恐怖片和警匪片,看那些穿著跟自己差不多衣服的警察,在電影裡抓壞人。小龍跟審訊他的警察說,他本來的理想,是要當一個警察的。
在北京,小龍還談了人生第一場戀愛,女朋友是同在賓館打工的服務員。小龍說他前前後後給了女孩近1萬3,叫她買衣服,或者寄給家裡。後來,小龍發現這個女孩早就有男朋友,從一開始就騙了他。但小龍說,他還是告訴女孩,“有事再來找我”。
但現在,通往北京的道路似乎堵死了。爸爸不給他路費,自己打工賺的錢又少。他在火鍋店負責切菜,廚師長常常看到他一個人站在角落,一言不發地切一上午菜,三下兩下就能把一整條魚帶著血剁成一塊塊的,然後就從後門出去,一個人到天臺抽煙。
那個天臺上並沒有什麼好風景。在這個三層小樓的屋頂,環顧四周只有上世紀80年代蓋的機關單位大院,門口坐著如他父親一般年齡的勞工,在馬路牙子上等待活計。遠處正在蓋大樓,一架架起重機轟隆地響著。
再往遠處,就沒有別的新玩意兒了。彬縣在古代是流放官員的地方,范仲淹就曾經被貶到這裡當地方官。除了高樓跟當年長得不一樣,放眼望去,四面依然是如圍牆一般的山。
突然的刺殺
小龍和小康坐在廣場上,胖子窩在躺椅的一邊。小康勸小龍,“不要弄了”,“跟人家無冤無仇,為什麼要傷人家?”
他們面前的縣城,一天當中也許只有這一刻有些許安靜。等太陽昇起來,廣場對面的工地又會響起轟隆聲,要蓋一棟比現有最高樓還要高的大樓。眼前的馬路又會跑起長長的拉煤車和發亮的寶馬車。清潔工又會出現,按片區打掃衛生。
小龍說他很沮喪,搶不到錢,去不了北京,他就要回到水泥地上的廚房乾活,或者回到苔蘚地上的老家種地。
少年們嘰嘰喳喳地吵著。被吵醒的流浪漢又開始有一句沒一句地嘮叨。小龍衝著他說:“這廣場是你睡的?去你媽的!”
流浪漢坐起身回了一句:“我在這睡不睡,關你啥事?”
小康拉著小龍:“不要弄了。”
可是流浪漢依然罵罵咧咧。他再次准備睡覺,嘴裡念叨著:“小屁娃,你媽的!”
小龍被許多人罵過,上學的時候,考試只拿十幾分,被老師罵過,被父親打過;打工後,打他的人就更多了,不滿意他的工頭,發脾氣的老板,動不動就揮手上來,朝他的頭上打。他一直留著光頭,直到最近漸漸長出細細的頭發,長不出頭發的地方,是一個個大大小小的傷疤。
在看守所,小龍抽著煙,眉毛瞪得老高,跟警察辯解:“他不罵那話,我絕對不會理他。”
當時,小龍掏出在2元店買的刀,衝向躺椅上的流浪漢,朝著胸口刺了一刀。根據後來法醫鑒定,這一刀直直刺中了心髒。
流浪漢從躺椅上掙紮起來,邊喊救命,邊往遠處跑。小龍跟在他後面追,結果流浪漢一轉身,抓住了小龍的刀刃,跟他爭奪起來。
小康說,那一刻他就慌了,眼看著流浪漢就要搶過刀,搞不好小龍會被刀傷到。於是,他趕緊拿著自己的刀,衝過去幫忙。可是他從來沒有動過刀子,他在火鍋店的工作是負責擺盤,只要把東西擺得整整齊齊,就算是工作完成了。
“我當時想,是用刀背還是刀刃。可是我不想殺死瘋子,我只想打昏他,別傷到我二哥就行。”小康說,他衝了過去,拿起刀背狠狠砸了瘋子一下,然後拉起小龍就跑。
臨走前,小龍還用刀子砍了一下流浪漢的胳膊。流浪漢徹底癱倒了。
和他們一起的兩個兄弟從廣場後面正在修建的觀光臺階跑進了山,至今沒有被找到。胖子嚇得從躺椅那邊跑開了。小康拉著小龍往外跑,小龍栽了一跤,手裡的刀掉在廣場臺階上,但也顧不得撿了,兩個人在水泥地上奔跑,朝長著苔蘚的老家方向跑去。
凌晨3點半的廣場,只剩下被刀刺中的流浪漢。他躺在旗杆底下的人行道上,臉朝著天。在這個曾經流放范仲淹的地方,路邊牆上刻著《詩經》,街頭垃圾桶上寫著警句,距離流浪漢最近的路燈,燈罩碎了一角,昏暗的燈光映出燈罩上的詩句,“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
斬斷的生活
天亮了,負責打掃廣場的清潔工,在人行道上發現了全身冰冷的流浪漢,胸口流出的血凝結在地面。沒過多久,警察和醫生也來了,電視臺派了記者拍新聞,看熱鬧的人們圍在流浪漢的屍體周圍。
警方說,直到今天他們也沒能弄明白,廣場上被殺的流浪漢是誰。他們不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他的身份。唯一的方法只有等,等到有天他的家人來報案,如果血液能跟流浪漢的相匹配,也許就能知道他是誰了。
在小龍打工的火鍋店,服務員三天兩頭地換人,領班的廚師長幾乎都忘記了小龍他們幾個。他知道人人都在聊的廣場殺人案,但卻沒想到凶手是自己曾經的同事。他吃驚地瞪著眼睛,愣了好半天,纔回過神來問:“他們殺了瘋子……那……那偷的器官到底賣了多少錢啊?”
他再沒見過這幾個打工少年。因為胖子只有13歲,被交由父母管教。他的那個並沒有小煤礦的父親,帶著孩子舉家搬離了彬縣。小康爸爸帶著兒子,到公安局自首。
警察去小龍家那個新蓋的小平房抓他的時候,老實的小龍爸爸破天荒地跟警察撒了謊,他試圖騙警察離開,然後送小龍逃走。可是他拙劣的撒謊技術,被警察一眼看破,他沒能保住自己的兒子。
村裡鄉親喜歡湊在路口聊天,小龍爸爸基本不怎麼參與。鄰居常常以為他家沒人,因為他最近總是一個人坐在房子後面,守著摞得跟房子一樣高的秸稈,背對著院子抽煙。
他說,他很掛念娃。可是他已經很久沒能跟小龍親近了。小龍7歲那年,他出去打工,一去就是4年,攢夠錢蓋房,沒多久小龍又去北京打工了。他很久沒跟小龍長聊過,甚至都不怎麼能見到兒子。
家裡人所有的照片都在一個方形玻璃框裡,那是每個人的1寸證件照。小龍的那張還是小學時拍的,洗出來模模糊糊。相框裡唯一一張清楚的大照片,是穿著呢子大衣的毛主席像。
在貼著白色瓷磚的空蕩蕩房子裡,小龍爸爸坐在小板凳上。蓋起了新房,卻還沒有大門,小龍從小玩耍的院子就那麼敞開著。這個父親摩挲著沾滿煙灰的手掌,說:“房子好了,娃沒了。”
縣城裡,廣場上流浪漢留下的血跡,在清潔工日復一日的清掃中,已經看不見痕跡。女人的高跟鞋踩過廣場前的人行道,孩子用街邊少女分發的促銷傳單,趴在躺椅上疊紙飛機。幾個留著長長劉海的少年坐在噴泉旁邊,分享著一根煙。
在看守所,小龍一直昂著頭回答警察的問題,只在說起一件事時,埋著頭不肯抬起來。他說,殺死流浪漢那天,他想要的真的只是一張去北京的火車票。他想用這張票,再去北京打工,賺一筆錢,回來給爸爸買一輛三輪摩托車。這樣一來,爸爸就不必扛著扁擔,一步步走著去擔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