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近日,隨着《易中天中華史》第三卷《奠基者》在香港書展發佈,“學術超男”易中天再度被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
易中天之前曾宣佈,將用5到8年的時間完成36卷本的《易中天中華史》。規模如此宏大的著作,易中天是要憑一己之力完成嗎?在已經出版的第一、第二卷中,關於那些創新性、爭議性的觀點,確是見解獨到還是爲了語出驚人?揣着諸多疑問,北國網、遼瀋晚報記者輾轉聯繫到易中天。
關於炒作:我所提出的是“創新性觀點”
記者:這次香港書展推出的第三卷《奠基者》,較前兩卷有何區別?主要闡釋了什麼內容?
易中天:《奠基者》系統的梳理了周人的政治智慧。在我看來,中華文明的奠基者就是周,夏和商都是探索者,摸着石頭過河,周纔是把整個中華文明的基礎夯實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文化習俗都可以追訴到周人。
應該說,周人的整個思想體系,背後是一個文化體系,第三卷最重要的內容是把這個系統講清楚了。
記者:據悉,第三卷《奠基者》中有一個關於甲骨文和金文的獨家重大發現,這個重大發現指什麼?您對此是如何看待的?
易中天:簡單地說,這個重大發現將證明我的一個觀點,即周人“以德治國”的政治理念。這是我從甲骨文和金文的反覆比較中發現的證據,並且有出土的青銅器爲佐證,這個事情我在第三卷的後記中講述得很清楚。
除非能挖出新的東西來,只要考古學上沒有新的發現,就無法推翻我。我的這項研究是非常有說服力的,很可靠。
記者:您在已推出的第一、第二卷中,有不少爭議性的觀點,有人認爲,您強調這些觀點是爲了博人眼球,譁衆取寵,您以爲如何?
易中天:且不說我的觀點、見解有多麼獨到,但起碼我所提出的是“創新性觀點”。
在已經出版兩卷書中,有不少階段性的,我自己首創的結論。譬如,第一卷《祖先》,是史前史,我分爲5個階段,各用一個字描述:點、面、片、圈、國。而第二卷《國家》實際是世界史,將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進行比較。又比如我之前提到的,女媧不是人首蛇身,而是蛙等等。
至於說我這樣是爲了譁衆取寵,未免太小看我了。我從來沒有要靠驚人之語、譁衆取寵來吸引人眼球,將來更不會。這些都是我根據很多學者研究的結果推敲出來的結論。
關於風格:態度是嚴肅的,表述是活潑的
記者:有人質疑您的書是通俗歷史讀物,而不是嚴謹的歷史學術著作。您如何定義自己的書?
易中天:這當然是一部歷史著作。我自己的定位,這不是一部私人史,也不是通史,而是一部輕鬆好讀、引人入勝、氣勢恢宏的中華史詩。
我想強調,不要用“二元對立模式”來思考問題,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這確實需要很高的寫作技巧,自己做不到,就不要懷疑別人也做不到。
我想把艱鉅的研究工作留給自己,再用讀者最能接受的好讀的語言表達出來,帶給讀者輕鬆、愉悅的感覺。輕鬆好讀和嚴謹認真不構成矛盾衝突。國外歷史學家寫的那些人物傳記,還有那些通史類的著作都非常輕鬆好讀,而且也很時尚。態度是嚴肅的,但表述是活潑的,看了書就會知道。
記者:您的書中涉及大量的史料與史實,您如何保證自己採用的史料和敘述的史實的準確性及可靠性?
易中天:關於這個問題,我要多說幾句了。我書中所述的所有史料和史實部分,一定是靠得住的。我的史料依據有三種:一種是文獻,比如《詩經》、《楚辭》、《史記》、《左傳》;第二種是出土文物;第三種是文字,其中後兩種最可靠。
在使用這三種證據的時候,如果文獻證據與文物證據、文字證據相沖突,我通常會捨棄文獻證據,採用文物和文字。
同時還會參考一批資深的、老一輩歷史學家,尤其是民國時期的歷史學家著作。他們的中國傳統文化、傳統學術功底非常紮實,而且都有現代眼光。比如說,我寫西周部分時讀了兩本書,一本是楊寬先生的《西周史》,另一本是許倬雲先生的《西周史》。
我的治學原則是,使用證據時不用孤證,孤證是無效的;絕不斷章取義,一定聯繫上下文,搞得清清楚楚纔會引用。
我把自己比作奶牛,吃進去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但吃“草”的時候是要有選擇的,“草”必須是純淨的、沒有污染過的。譬如古文字、出土文物和一些靠得住的文獻,這些都是質量很好的“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