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有網友發微博說，在滬杭高速嘉興段看到一個『南京政府偷拆房子，何時還我』的戶外廣告牌，引來不少網友關注。出資制作廣告的張海山前日告訴記者，他四年前將房子租給拆遷辦作辦公用房，豈料被偷拆，一直未獲賠。南京鼓樓區副區長沈吉鴻則回應，廣告牌內容不實。當地此前亦多次回復張海山，稱房子並非被偷拆而是誤拆，賠償未談妥因其要價太高。(相關報道見今日本報8版)

　　對於納稅人而言，如果表達利益訴求的路徑不通暢，那麼，如何抬高自己的地位或擴大自己話語權，便成了相當難的問題。這位叫做張海山的業主，通過高速公路的廣告牌的『廣告效應』，纔引來了眾人的『圍觀』，纔站到了可以與地方政府平等對話的平臺上。

　　然而，『廣告牌維權』的路徑畢竟並不怎麼靠譜。一者，廣告制作費用並非小成本支出；二者，這個廣告牌，只存在了一天，就被拆除了，能不能實現維權，還是個疑問。

　　按理說，在法治社會中，面對強拆，維權的方式應該是多樣化的。『保底』的，還有正規法律途徑。2011年初，《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被稱為『新拆遷條例』)開始實施。『新拆遷條例』不僅進一步讓行政強拆退出了歷史舞臺，而且明確了被拆遷人的知情權、參與權，更明確了市場化的補償標准。但是，真實的情況都如我們所看到的，一方面，強拆依然橫行；另一方面，維權依然艱難。

　　『廣告牌維權』，雖然是件很吸引眼球的事，但假如廣告牌也遇到了政府部門的強拆，則意味著又一條維權路徑被封死了。而對於當事人能否拿到滿意的補償款，我們卻仍然不得而知。 文/王傳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