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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作出一個選擇,是繼續“手段崇拜”,不斷推升維穩的強度和烈度,還是從觀念上改變對維穩的認識,把維穩納入國家的法治軌道。毫無疑問,只有克服“手段崇拜”才能實現維穩的真正突圍
8月5日上午,廣東省維穩工作會議在廣州召開,省委書記胡春華強調,維護社會穩定,根本的出路是建設法治社會。
發展是第一要務,穩定是第一責任。維穩是當前各級各地政府必須要做,而且必須要做好的一項基本工作,它事關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事關人民羣衆的根本利益。但不可否認的是,這項工作在現實中存在很多問題,在人民羣衆中間也造成了不少的誤解。
“維穩”一詞在民間口碑不佳,與維穩手段有直接的關係。無需詳解,中國當前維穩工作的重點在基層,壓力也在基層。基層承擔着絕大多數的維穩工作,也承受着巨大的維穩壓力,如果維穩工作在羣衆中產生逆反,那理應從基層的維穩方式和手段上找原因。
因爲基層工作繁瑣複雜,需要直接面對具體的人和具體的事,很多幹部養成了只求目的不問手段的工作方式。維穩本來應該是從源頭上依法化解社會矛盾和衝突,但是因爲一些幹部無暇去做深入細緻的工作,最後維穩就變成了兩種方式:
一是強制壓服。由於根本的問題沒解決,隨着矛盾一次次地反覆出現,強制壓服的烈度也只能不斷提升。也許開始只需要批評兩句就可以嚇住別人,下一次就只能動手了,再往後就難保不出人命。也許開始的時候只需要政府幹部出來彈壓一下,下一次就需要動用警察,再往後就只能用特警了。
二是花錢買平安。這個辦法看似也很有效,因爲很多人拿到滿意的數額,大多會選擇不再鬧事了。但這依然是一個治標不治本的辦法,而且和強制壓服的烈度需要不斷提高一樣,花錢買平安的結果會不斷吊高當事人的胃口,第一次需要花10萬元,第二次就得20萬元,甚至30萬元。湖南臨武打死瓜農案,政府賠了89萬元卻拿不出合法的依據,唐慧案公安局長更是曝出這些年在唐慧身上光維穩經費就花了80多萬元。如果這些錢花出去了問題能得到解決元也算值了,但結果卻很清楚,瓜農的家屬口服心不服,唐慧案最終還是要通過法律來給當事人一個公道。
無論是強制壓服,還是花錢買平安,其結果都會使維穩變成越維越不穩,越維代價越大,成本越高。所以,維穩必須摒棄“擺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穩定”的庸俗維穩觀,從維穩的“手段崇拜主義”中解放出來,尋找一條真正的治本之策。
胡春華同志把維穩的根本出路指向了一個大概念,即建設法治社會。建設法治社會內容很豐富,但是從維穩這個角度講,大致可以分爲兩個層次:
一是領導幹部的法治精神。要求人民羣衆相信法治,領導幹部要首先相信法治,既要在思想上樹立法治的信仰,又要在行動上落實法治的手段。以臨武打死瓜農案爲例,政府因違法執法而侵犯公民人身和財產權利,需要進行國家賠償,賠多少法律有明確的規定,該賠多少就賠多少,但如果政府爲了息事寧人而隨意提高賠償標準,就明顯違背了法治的精神。上有所行下有所效。領導幹部以個人意志代替法律,結果必然導致民衆“信訪不信法”,把鬧事和鬧大事作爲解決問題的唯一出口。百姓是官員的鏡子,百姓的思維方式折射出的就是官員的思維方式。
二是民衆的法治精神。雖然領導幹部的法治精神決定了民衆的法治精神,但是民衆的法治精神同樣也可以倒逼出領導幹部的法治精神。作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我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各項事業基本都已納入法治化的軌道,有法可依是當前中國的基本國情。依法維權、依法表達合理的利益訴求不是沒有出口。民衆的法律意識和依法維權的能力是法治社會的根本體現,同時也是領導幹部依法行政、依法維穩的強大外部壓力。
在內外部的共同壓力下,維穩已經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我們必須作出一個選擇,是繼續“手段崇拜”,不斷推升維穩的強度和烈度,還是從觀念上改變對維穩的認識,把維穩納入國家的法治軌道,成爲依法治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毫無疑問,只有克服“手段崇拜”才能實現維穩的真正突圍。(燁泉)
(來源:法制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