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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在美國馬里蘭州的軍事法庭聽證會上,因向“維基解密”披露大量機密信息的美軍士兵曼寧突然爲自己的行爲道歉,稱自己的舉動“傷害美國”,這也是他首次對自己的行爲表示悔意。
一直糾纏於曼寧是“叛國者”還是“愛國者”的爭論,至此出現了讓人猝不及防的重大轉折。過去以來,曼寧一直因爲“毫無悔意”的立場遭到美國傳統意義上“愛國者”的抨擊。此次曼寧態度180度大轉彎的幕後,或許來自入獄後受到各方壓力在思想上有所動搖。筆者認爲,與其把曼寧的轉變解讀爲個人的“思想搖擺”,不如將目光轉向到“9·11”後支撐美國人的“愛國邏輯”。
“9·11”事件之後,美國快速通過所謂的《愛國者法案》,基本要義就是:“反恐”大旗之下,政府幾乎可以沒有底線地對任何有嫌疑的人進行監控與審問,開啓了對全民信息更嚴格篩查的新時代。可以說,不管是在民間還是在官方,《愛國者法案》都重新定義了美式愛國主義。在“9·11”事件發生後的幾年中,無論是美國政府還是美國公民,美國最核心的愛國邏輯就是:爲了保護美國及其公民的安全,爲了免於恐怖襲擊的威脅,公民的自由、隱私等基本權利是可以做出犧牲的。在這種邏輯之下,“邪惡軸心”之說出現,國土安全部誕生,機場更苛刻的“裸檢”發生……
在“一切爲了反恐”的邏輯之下,小布什發動阿富汗戰爭,開啓了“復仇之劍”,把美國全體國民的愛國情緒凝聚在“受害者”的正義感之中。至此,愛國與反恐事業緊密結合的邏輯,在美國國內很少受到質疑。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反恐”的感召力漸漸稀疏,個體公民基本權利被侵犯、被羞辱的感覺紛紛涌出來。而對於後“9·11”時代“美式愛國”的內在矛盾,開始有了越來越激烈的爭論。這種內在矛盾的總爆發,則具體表現在對阿桑奇、曼寧、斯諾登到底是“愛國者”還是“叛國者”的定性上。
就拿曼寧來說,作爲“9·11”之後成長起來的新一代,按理說應該更認同美國政府的“愛國邏輯”。然而,曼寧卻出現了“對抗、叛國、泄密”。到底什麼是真正的“美式愛國”?至此,美國政府的“國家邏輯”與公民層面的“個體邏輯”發生了分裂,日趨顯得不可調和,更多美國人則永遠擺脫不了這種價值衝突的痛苦。
更嚴重的是,美國以“受害者”的心態把自己武裝起來,依託自身的軍事力量成爲全球最咄咄逼人的“進攻者”。而“受害者+進攻者”兩類複合的身份,讓美國成爲“監控者+被監控者”的雙重主角。類似阿桑奇、曼寧、斯諾登的出現,無疑是“美式愛國”撕裂的最好例證。
習慣了“國家利益至上”的美國安全部門,顯然不能停下來思考監控和被監控的道德困境。如果只是一味地發出嚴懲“叛國者”的口號,效果可想而知,“肅清隊伍”只是“治標不治本”的愚蠢之舉,美國“個體至上”理念下的反叛還會層出不窮。如何再聚撕裂民意,如何再塑美國形象,如何再闡“美式愛國”,是美國的一場“大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