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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性的經濟和社會困難
幾年來,敘利亞遭遇到了重大的經濟和社會苦難:失業擴散,生活成本飆升,伊拉克難民蜂擁而至,而敘利亞國內的巴勒斯坦難民本已很多,因此難民羣體日益龐大。
失業涵蓋到了25%的人口(敘利亞人口爲2300萬),其中多爲年輕人(75%的失業者爲14—24歲)。實際上,敘利亞60%的人口都不足20歲。巴勒斯坦難民(有43.5萬)、特別是伊拉克難民(12萬),再加上自從1967年以來從戈蘭高地搬來的30.5萬人口,讓整個國家的經濟陷入巨大困境。
下層公務員經常不得不私下從事第二職業,以便貼補自己和家庭的需要。儘管西方式的奢侈品商店不斷,但對普通民衆來說價格高得離譜。官方的通貨膨脹數字是5.5%,但實際上接近25%!大約有1/3的民衆都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有10%的人(超過200萬人)沒有能力滿足自己的基本生活需求。
物價高昂:2007年房租增加了300%;很多水果和蔬菜價格翻番;2007年10月,汽油價格提高了20%。儘管後來採取了一些社會性措施,但到2009年和2010年,生活首要必需品的平均通貨膨脹還是達到了10%—15%。
經濟受到了腐敗的損害,國有企業老化,農業部門變得不穩定而且產量降低,石油資源迅速枯竭,教育體系陷入無政府狀態,資本持續外逃。美國的禁運、政治上的不確定性和地區緊張局勢的升級等,都沉重地壓在商業氣氛之上。
另外,哈菲茲·阿薩德時代的重要人物的繼承人中還出現了一種“黑手黨化”傾向。他們爲了達到個人目的,滲透到了政府的各個層面。他們利用國家機構的鬆懈態度,發展出一種極端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在當前的消費社會裏,很容易地控制了很多部門。首先從對新技術領域、服務業的控制開始(特別是在移動電話領域)。隨後是傳統工業被逐步收買,土地被佔有。這些新商人大部分都來自大馬士革和阿勒頗,他們得到了當權者的支持。
阿拉伯“革命”的開始爲這種狀況潑了冷水,但大部分政治、軍事和經濟精英還繼續認爲敘利亞是一個聖殿,它擁有兩條難以穿越的馬其諾防線:敘利亞是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搖籃,能夠保持自身完美的社會和民族結構;以色列(自1967年開始)還佔領着戈蘭高地,這對敘利亞來說具有國家建構價值,能讓政權推遲緊急狀態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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