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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歲參加學生運動,21歲當選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平民出身的習仲勛參與創建了陝甘邊特區,後長期主持西北局工作。新中國成立後,他在國務院協助周恩來總理工作長達10年,被譽為國務院的“大管家”。“文革”期間,習仲勛蒙冤十餘年。改革開放時期,他主政南粵,帶領廣東“殺出一條血路”。
對於習仲勛的一生,他的夫人齊心有一句深情的概括:“我常說,仲勛英雄一世,坎坷一生。他胸懷寬廣坦蕩,從不計較個人的恩怨得失。”這也印證了習仲勛那句流傳甚廣的自我評價:“我一輩子沒有整過人,一輩子沒有犯‘左’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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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英雄出少年
二十出頭當“主席”的習仲勛讓毛澤東十分驚訝
1913年10月15日,習仲勛出生在陝西富平縣城西南10餘公裡外習家莊一個農民家庭。1926年春,習仲勛進入渭北地區最有名的立誠公學高小部。這是一所具有濃厚民主進步色彩的學校,也是渭北地區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地點之一。在這裡,習仲勛開始了人生的新起點。不到13歲,習仲勛就加入了共青團。1927年底,習仲勛與數名進步學生被抓,入獄4個月。在獄中,習仲勛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0年2月,習仲勛揮淚辭家,走上了追尋革命的道路。1932年3月,習仲勛組織發動“兩當兵變”,他與劉志丹、謝子長等人建立的照金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也成了我國北方地區第一個山區革命根據地。
1934年11月,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在南梁成立,年僅21歲的習仲勛當選蘇維埃政府主席。1935年,毛澤東帶領紅軍經過長征到達陝北,第一次見到習仲勛就十分驚訝:“你這個主席原來這麼年輕。”
1936年8月,習仲勛受中共中央委派赴關中,守衛陝甘寧邊區南大門,長達6年時間。1943年1月,毛澤東親筆為他書寫“黨的利益在第一位”題詞,予以表彰。
抗戰勝利後,習仲勛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委員、陝甘寧野戰集團軍政治委員、西北野戰軍副政治委員,長期主持西北局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習仲勛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代主席,西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第一野戰軍暨西北軍區政治委員,長期主持西北黨、政、軍全面工作。
1952年9月,習仲勛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記。他主持制定“整頓提高、重點發展、提高質量、穩步前進”的16字方針,指導了建國初期的文教工作。1953年9月後,歷任政務院秘書長、國務院秘書長。1956年9月,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59年4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負責國務院常務工作。他在國務院協助周恩來總理工作長達10年,受到周恩來總理的高度稱贊,被譽為國務院的“大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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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蒙冤
7年不見,習仲勛幾乎認不准自己的兒子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習仲勛因所謂“《劉志丹》小說問題”被停職審查。1965年,他被下放到洛陽礦山機械廠當副廠長。“文革”爆發後,他又被揪到西安,此後身陷囹圄。直到“文革”結束後,習仲勛纔徹底平反。
蒙冤時期的習仲勛,到底過著怎樣的生活?其子習遠平在回憶父親的文章中這樣寫道:“(7年後再見面)父親與我幼小心靈中的形象已截然不同:一頭烏發已然不見,瘦了,蒼老了,兩鬢斑白。他凝視著我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可誰都沒想到,父親與全家人相互打量著,見到我時,他問的第一句話竟然是:‘你是近平還是遠平?’聽到他這樣問我,大家都哭了,父親的淚水也奪眶而出。”
3
參與創辦經濟特區
鄧小平要求習仲勛“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
1978年4月,中共中央決定習仲勛擔任廣東省委第二書記,主持廣東省的日常工作。到廣東不久,習仲勛就遇到“偷渡外逃”這個老大難問題。他實地來到收容站,問外逃人員:“你們為什麼要跑到香港那邊給人當奴僕,受人剝削?”有人回答說:“到香港容易找工作。”
看到這些偷渡不成反被關押的農民,習仲勛哭了。他說:“這個不怪你們,是我們沒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習仲勛意識到,制止偷渡外逃的根本措施是發展經濟,提高群眾生活水平。經過深入思考,他認為,如果中央給廣東一些特殊政策,廣東完全有能力把經濟搞上去。
1979年4月,習仲勛到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在向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匯報時,習仲勛鄭重提出,廣東鄰近港澳,可以發揮這一優勢,在對外開放上做點文章。雖然有反對意見,但這個構想得到許多其他中央領導人的支持。鄧小平對此非常贊同,並追溯陝甘寧的傳統,提出“特區”的概念。談到配套資金,鄧小平說:“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准廣東和福建兩個省委的報告,決定對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
在廣東,習仲勛還做了另外一件大事:在習仲勛的努力下,不到3年的時間,“文革”中被立案審查的11.2萬名乾部被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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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中央
習仲勛在工作中一貫反對鋪張浪費
1980年11月,習仲勛調回中央工作。在1981年6月舉行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增選習仲勛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書記處在中南海勤政殿辦公,習仲勛在這裡度過了7年的時光。
回到中央工作後,習仲勛依然保持著愛民之心。1985年11月,習仲勛到江西考察,當時陪同的中共江西省委書記萬紹芬曾撰文回憶說,因為路遇堵車,警車不時鳴響警笛,還從車上伸出兩面紅旗左右揮動,指揮過往車輛注意讓道。看到這些,原本與萬紹芬侃侃而談的習仲勛,臉色立即變得嚴肅起來:“車上坐的不是老爺,我們是來給老百姓辦事的,不是來給群眾添麻煩的!”中途停車時,習仲勛親自去與警車上的人員溝通,要求不要揮旗鳴笛。
反對不切實際的做法、反對鋪張浪費也是習仲勛在工作中秉承的一貫原則。1961年4月,習仲勛到河南長葛縣調查。他發現在縣城搬遷過程中,新縣城仿照北京長安街設計,有一座像人民大會堂那樣的禮堂,佔用了大量農田。為了建設新縣城,還強迫農民拆遷,甚至動用民兵武裝強制推行。習仲勛直言不諱地批評當地,“腦子裡沒有群眾利益,只有個人利益,這樣的黨員就不夠格!”
1993年3月,習仲勛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後,晚年時光多數在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深圳、珠海度過。2002年5月24日,習仲勛在京逝世。京華時報記者陳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