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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廣州政情通報會上,市長陳建華圍繞城市的民生話題,以少有的坦率,談到了城市公共決策上的遺憾。如談及對金沙洲“洲民”尤爲重要的地鐵6號線,陳建華不無反諷地說:“這條線路還沒有開通、還沒有建成,我們就能預計到它可能是最堵的一條地鐵線,因爲當時論證時,專家堅決不同意搞六節車廂,最後專家說了算,還是四節車廂。如果這個地方能搞六節車廂或八節車廂,可以接受很大的人流量。地鐵與地面公交不同,你修了一條地鐵,就不可能再修第二條地鐵,它的線路是一次性的。第二,你修了一條四節車廂的地鐵就不可能再擴大,這是非常遺憾的。當時的預計比較保守,我們現在發現,在論證過程中經常出現保守估計,超前性、預見性不夠。”
城市當中類似的“超前性、預見性不夠”情況,在廣州其實不僅於地鐵六號線,城市中很多困擾都由此而生,天河北的堵車、同德圍的瓶頸、公共綠化的不穩定、地下管線的多頭開挖、施工圍蔽的無限期拖沓、城市新開車道的狹窄、醫院學校的佈局不均等等,很多的歷史遺留問題不斷推演出新的歷史遺留問題。事實上,每屆的決策人員,心目中都希望有個一蹴而就或一攬子解決的方案,但實際上各種利益博弈的結果,換來的總是拖着長長尾巴的鬍子方案。
從常識看,所謂的“超前性、預見性不夠”,往往是對發展的短視造成的,而這種短視,往往又是基礎數據偏差和規劃不配套等決策框架的不科學造成的。如對金沙洲出行舉足輕重的地鐵6號線,或是因爲沒有預見到該區域的人口增長、或是因爲人口規劃的不斷變動使得地鐵運力規劃與實際情況不相稱,造成了“可預見擁堵”。在現代城市管理中,大凡發展規劃總是配套地以法案形式存在的,比如住宅、人口、道路、供水、供電、停車、學校、醫院、商貿等等的配套,都是按照科學的對稱安排而存在的。但是,在現實中,發展商改規劃、改容積率,政府部門按政績要求改道路、改廣場等等的情況,比比皆是。一個區域的發展從規劃到建成,人口等規模“預決算”有時會是面目全非,看看珠江新城的原規劃和現在的模樣,就可以想象未來的交通狀況。此外,我們目前的很多決策,主要還是採取由相關利益人爲主要骨幹的博弈模式,這就往往使得決策方案更注重眼前利益,而容易忽略長遠的利益。加上相關決策又往往存在聽證會或者審議過程中的大量信息不對稱,使得很多公共決策總是缺乏反覆長期的爭論,最終的結果就是貽害無窮。
無需贅言,倘不改變現行的公共政策決策模式,則“超前性、預見性不夠”的決策,還會陸續有來!(唐螂)
(來源:羊城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