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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北方網訊:12月1日是第26個“世界艾滋病日”,最近8年來,每年的這一天,高永軍都會跟同事們一起走上街頭進行艾滋病防治宣傳。“定期到社區、院校,以及娛樂場所等地方,進行艾滋病防治宣傳;對轄區內確診的艾滋病患者進行隨訪與關懷;並對一些求詢者進行諮詢和心理疏導……”紅橋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艾滋病科科長高永軍簡單地介紹自己的工作,事實上,這些工作卻異常繁雜。
多年來,高永軍的手機一直保持着24小時待機狀態。“‘艾滋病’還是個比較敏感的字眼,恐艾症還是挺嚴重的。”高永軍說,一般自己每天上午都在疾控中心接待求詢者,這些求詢者大多情緒焦慮,忐忑不安。高永軍總是先安撫情緒,儘可能瞭解情況,進行風險評估,決定是否有必要進行檢測。“其實,艾滋病只能通過血液、性和母嬰這三種途徑傳播,普通的日常生活接觸,如握手、擁抱、共同進餐,都不會被感染。”
很多惴惴不安的求詢者,經過初次篩查排除了感染的可能,高永軍也不失時機向他們宣傳艾滋病防治的知識。而對於那些初次篩查呈陽性的檢查者,高永軍則成了他們最脆弱時的心理依靠。“拿到結果,大多數人都會突然沉默,感覺精神一下子就崩潰了。”高永軍通常會用最直接的方式安慰對方,倒一杯水、拍拍肩膀或握握手,“肢體接觸能給對方以安慰和安全感,讓他們冷靜下來,再告訴他們一些生活中必須注意的問題。”
初篩呈陽性後,血液要送到天津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進行確診。確診後,高永軍要對患者進行流行病學的調查。通常,他會主動打電話給確診的患者,約他們到疾控中心聊聊。不過,不少患者會將會面地點選在家裏,或是其他地方。多年來,高永軍逐漸習慣了這種奔波的工作狀態, “必須瞭解清楚患者的詳細資料,還要了解他們的心理狀態,幫他們度過最初心理不穩定的一段時間”。
“艾滋病的潛伏期在2到10年,感染初期可能會有類似感冒、發燒的症狀,但很快會恢復正常,所以,初期很難發現。”高永軍說,雖然現在艾滋病還不能治癒,但可防可控,即便是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婦,也可以通過服用阻斷藥物的方式生下健康的寶寶,國家還制定了“四免一關懷”及其他相應的政策。
“幫助患者控制病情,調整情緒;幫助大衆瞭解艾滋病的防治知識”,爲了完成這些聽起來簡單的工作,高永軍已經連續多年沒有享受過週末了,陪着艾滋病患者做服藥前檢查、就醫、聊天,甚至和志願者陪着患者們一起過節。
不久前,高永軍獲得了第十四屆貝利·馬丁獎。這是由英國貝利·馬丁基金會設立的獎項,專門表彰在中國爲艾滋病教育、預防、治療和關懷作出突出貢獻的醫務工作者或醫療機構,此前共有21人獲此殊榮。同時,高永軍還獲得了全國艾滋病防治工作先進個人的稱號。他說:“關注艾滋病防治問題的國際性標誌是一條紅絲帶,代表着關心與希望。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瞭解艾滋病,理解艾滋病患者,讓他們能像正常人一樣生活。”
記者手記:
43歲的高永軍雖然已經有了不少白頭髮,但還是顯得頗爲年輕,這或許得益於他樂觀豁達的性格和心態。也正是這種心態,讓他在一個不少人都避之唯恐不及的崗位上一干就是8年。
8年來,除了辛苦與操勞,還要忍受各種不理解、不接受的聲音。高永軍拒絕了把自己的照片刊登出來的要求,他說:“我們經常要面對艾滋病患者,也常常要到一些公共場所進行宣傳,雖然有很多志願者支持我們的工作,但也有一些不理解的人,如果認出我是做艾滋病防控工作的,甚至可能拒絕我到他們所在的社區進行宣傳活動。”
疾控中心的同事說,高永軍還曾遭受過人身威脅,“要求知道他們社區誰是感染者,不許感染者在社區居住,也不許我們去宣傳……”
“艾滋病患者的資料是要絕對保密的。”高永軍說。爲了保護好他們的隱私,高永軍把自己也變成了“隱形工作者”。“不過,我的家人和朋友還都挺支持我的工作。”高永軍樂呵呵地說,自己的愛人是老師,他們還有個上初中的女兒,“她們都挺理解和支持我的,所以,我才能全身心投入到艾滋病的防控工作中。”新報記者吳彥通訊員郝楨王彬王志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