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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可,34歲,安徽人,在北京工作10年,孩子5歲半,爲上學問題發愁。
安可的女兒5歲半了,爲了應付明年的“幼升小”,她把女兒轉到了一家培訓機構開辦的學前班。
這是今年9月的事,安可認爲這是“不得不”做的事。
安可和丈夫“漂”在北京已經10年了。年輕的時候,他們覺得戶口就是一張紙,買房、買車什麼都不耽誤,有沒有都一樣。但是,從安可懷孕開始,那張紙就如同一張網,把他們纏得喘不過氣來。
在女兒7個月大的時候,安可去小區裏的幼兒園報名。拿過幼兒園傳達室大爺遞過來的登記本,她才發現自己已經輸在了起跑線上,有的父母早在孩子還沒出生的時候就登記了,填的是預產期。
“戶口在這兒嗎?”大爺看安可搖頭,頗爲內行地告訴她,這附近七八個小區的孩子都盯着想上這個幼兒園,要麼找關係,要麼就趕緊找別的幼兒園。
那時候,安可只有29歲,對“母親”這個角色的理解尚停留在讓孩子吃飽穿暖的層次。顯然,這是不稱職的表現,安可開始研究片區、學區房,跟同事們討論幼升小、小升初,中考乃至高考。
但是,每個話題都不輕鬆,每種方式背後都是數不盡的彎彎繞。如果說幼兒園階段還能“將就”,那小學是萬萬不能的了。
安可買不起學區房,除了到時候託人找關係,只能讓孩子“裸考”。而要考試,之前的各種才藝學習、知識儲備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從女兒3歲開始,安可就給女兒報了鋼琴班、舞蹈班、繪畫班,再加上英語課,小姑娘週一到週五只有週四一天可以按時回家。她希望女兒能參加一些考試,拿到一些證書,將來好歹有些優勢。
就在女兒上了學前班不久,北京就啓動了高考改革,比如降低英語分值,實行社會化考試,一年兩次考試,學生可多次參加,按最好成績計入高考總分,成績3年內有效。
不過,這個在媒體上討論得沸沸揚揚的消息,在安可那個QQ羣裏並沒有太大反應。羣裏都是“隨遷子女”的家長,很多人的孩子不是出國,就是要回戶籍所在地參加高考。
直到11月15日,這項政策有了“全國性”的表述,安可纔開始正視變化的到來。
在《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北京的上述變化是這樣表述的:“探索全國統考減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語等科目社會化考試一年多考”。
安可隱約覺得,等到女兒18歲時,回老家高考可能不會那麼恐怖了。起碼,她的同事是這麼安慰她,“總比我們能好些”。安可的同事每天看着晚上10點才睡覺、週末去中科院做實驗的閨女,愁得跟什麼似的,“會做實驗有什麼用?我們老家的高三學生每天自習課都要上到晚上10點”。
安可開始關注這方面的新聞,關注那些以前從來不看的晦澀文件。從“從義務教育免試就近入學”到“破解擇校難題”,從“試行學區制和九年一貫對口招生”到“實行公辦學校標準化建設和校長教師交流輪崗,不設重點學校重點班”,每一條都讓安可喜憂參半。
在一個教育論壇裏,已經有家長給出了“理性”分析:“校長教師交流輪崗,長期實行下去肯定會有好的效果,但教育資源不平衡不可能一朝一夕解決。今年小升初‘坑班’消失,家長們選學校不是容易了而是更難了。”
教育改革的拼圖到底有多少塊,等到女兒高考時能不能拼完整,安可完全沒有概念,她能掌控的只有一條:拉着女兒的手跌跌撞撞地且行且看。
(記者李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