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隻鳥兒在水邊悠閒地散步，梳理着自己長長的羽毛，絲毫沒有察覺到死神的靠近。突然，一場災難降臨，美麗的小鳥被巨大的氣流吞沒，並最終被掩埋到湖底，無論它怎麼掙扎，也無法飛出去。“這會不會就是1.2億年前地球上發生的真實場景？”望着手中的化石，周忠和陷入沉思，開始了一段穿越時空的探索。

　　周忠和，中科院院士、古生物學家，用化石研究追尋史前生命的蛛絲馬跡，描繪着一幅幅定格在上億年前的“生命畫卷”，撰寫着屬於我們這顆蔚藍色星球的“生命史書”

　　棄“魚”從“鳥”

　　兩塊化石改變命運

　　2010年4月27日，美國科學院舉行第147屆年會，宣佈來自14個國家的18名科學家當選外籍院士，來自中國的古生物學家周忠和就是其中一員。

　　在讀大學之前，周忠和從來沒想過自己以後會與古生物結緣，他對這一領域的瞭解僅限於看過的幾本《化石》雜誌。

　　1982年，周忠和考入南京大學地質系古生物學與地層學專業，開始與化石打交道。1990年，研究生畢業的周忠和在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從事魚類化石研究。然而，他卻在遼寧朝陽一個叫波羅赤鄉的地方找到兩塊保存完整的、距今1.2億年左右的鳥類化石。當時，這一時期的鳥類化石在全世界範圍內都很稀少。兩塊化石的意外發現，改變了周忠和的學術命運，讓他棄“魚”從“鳥”，轉向中生代古鳥類的研究。

　　隨後的幾年裏，由周忠和與同事、老師們組成的挖掘隊又從同一地點發現了幾十件鳥類化石。在1992年的第三屆國際古鳥類與進化會議上，周忠和報告了他的發現，引起了與會專家的震驚，這一偶然的發現填補了白堊紀早期鳥類演化史上一個長期的空白。

　　回憶往事，周忠和總感嘆自己的幸運：“我趕上了好時候”。

　　1999年，在美國堪薩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周忠和入選中科院“百人計劃”，回國後繼續在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從事鳥類研究，並擔任“熱河生物羣”課題組負責人。之後，“熱河生物羣”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令世界矚目的科研成果，不僅對脊椎動物許多類羣的起源和系統演化具有重大意義，而且爲解決進化生物學和地學領域一些長期爭論不休的理論問題提供了重要依據。2011年，周忠和當選中科院院士。

　　得“地”獨厚

　　古生物學焦點轉向中國

　　中國的古生物學發軔於上世紀20年代，當時發現了周口店北京猿人完整的頭蓋骨化石。

　　在外國同行看來，歷經80年風雨的中國古生物學研究可謂得“地”獨厚。2001年，美國《科學》雜誌首次闢出大量版面專題介紹中國古生物學。2009年，《自然》雜誌編輯亨利·吉撰文，提到近年古生物學的焦點轉向中國，並稱中國擁有“最好的古生物學家”以及“最好的化石”。

　　在周忠和看來，中國古生物學不僅僅有地廣物博的先天優勢。一方面，政府的鼎力支持讓“我們現在的科研環境從整體來說很不錯。”另一方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團結平等的優良作風讓他自豪：“我們有着不忽悠的文化傳統。”無論是大名鼎鼎的張彌曼、徐星等研究員，還是普通的化石修理、繪圖團隊，大型設備操作人員，周忠和不會漏掉任何人的獨特貢獻。

　　研究員李淳喜歡研究所裏那種無拘無束的輕鬆氛圍，他認爲周忠和身上有種強大的凝聚力，讓每一個人的個性和長處都發揮出來。

　　“無用”之用

　　科普是一種義務

　　“你們的研究有什麼用？”這是周忠和經常要回答的問題。

　　“科學與技術的工作有很大區別。”周忠和強調，“古生物作爲地質學的一個基礎學科，它的生物學研究意義還在於撰寫‘生命史書’，回答‘我們從哪裏來’‘我們到哪裏去’的問題，併成爲支持達爾文進化論的直接證據。”表面看來，這些無法滿足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基本需要，但以周忠和爲代表的古生物學家卻找到另一條把研究成果和公衆需求相結合的路徑——科普。

　　早在2003年，周忠和就登上《百家講壇》，開講“古鳥尋蹤”。隨後的幾年，周忠和和他的團隊參與了大量的科普講座、電視節目直播和地方博物館建設等工作。2013年，由周忠和擔任主編的第6版《十萬個爲什麼》(古生物卷)出版。

　　周忠和認爲，科普是一種義務。通過自己的努力，滿足公衆日益濃厚的自然科學興趣，推動國民科學素質的提升，在周忠和看來，“做出好的研究成果，牢記科普的責任”是對“古生物研究有什麼用”的最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