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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其他理事會、委員會、花樣繁多的專業會、會前會、會中會、以會落實會的會、全體會、小范圍會、對記者和專家開放的會、閉門會、絕密會……更數不勝數。這還沒提宴會、酒會、茶會,我個人的最高紀錄是一個晚上出席6個宴會和招待會,結果根本沒吃飯,還得回家吃方便面、參加內部當日工作總結會。我『晉昇』為爺爺後,有一次3歲的孫女佳馨聽媽媽說她姥爺閻維文要去『開會』,她天真好學地問:『爺爺,什麼叫開會?』我一時語塞,甚感慚愧。我開了那麼多會,卻說不清『開會』的定義。還是她媽晶晶聰明,幫我解圍,說:別問了,快吃飯。開會就是兩個人以上在一塊兒說話,也可以一邊吃一邊說……
有的會開完要投票。在安理會,投什麼票,成員國通常事先打招呼、溝通、討價還價,都知道各方要投什麼票。
安理會開會有個多年形成的習慣:會議廳的第一排必須坐上人,若該成員國的大使不在,坐在第二排的人要替補上來,代表該成員國參加會議和投票表決;若第一排位子空著,就被視為棄權缺席。據說這與朝鮮戰爭有關系。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在美國操縱下,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通過決議,授權組成16國參加的『聯合國軍』。當時蘇聯代表不在,沒有否決上述決議,讓美國鑽了空子。
我到聯合國沒多久就發現,在安理會,各國大使都是『大腕』,有架子,開會常遲到,用我中學老師評價一些學生的話說就是『自由散漫』。開會時間到了,有的大使還在走廊裡聊天。這時,安理會主席就用木槌敲桌子,提醒大家開會。有一次我舉手發言,『建設性』地抱怨說,主席先生這麼敲槌子,等於懲罰已經到會的人,沒有到會場的人卻聽不見,這不公平。英國大使戴衛勛爵開玩笑說,對,支持李大使的意見,應該像中國京戲裡那樣敲鑼,讓室外的人能聽到。我說,可惜中國京劇的鑼聲太大。戴衛勛爵接著又認真建議安裝一個電鈴,主席一按,走廊上的人也能聽到。我表示贊成,又提了一項『補充條款』:把電鈴的線連接到附近大使們常去的咖啡廳。於是,那次安理會經過表決,批准一項專門『預算』,不到400美元,設立一個提醒『開會了』的電鈴,大家管它叫『李氏鈴』(Li Bell)。這算是我代表中國對聯合國安理會所做的一點兒『貢獻』。後來,我聽繼任的常駐聯合國代表秦華孫、王英凡、王光亞、張業遂、李保東、劉結一講,那鈴一直在,但不是十分有效。
2005年9月19日上午,我以外長身份在第60屆聯合國大會發言後,很快趕到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經常使用的『不結盟磋商室』會見澳大利亞、荷蘭和南非外長,計劃與每位外長各談20分鍾。我與澳外長唐納談到第19分鍾時,房間天花板上突然傳來清脆悅耳的鈴聲。唐納看了一下表說:『李外長,我知道還有1分鍾,但也用不著把你為安理會貢獻的「李氏鈴」搬到這間小屋吧!』會議室裡響起一陣笑聲。
這時,荷蘭外長在不結盟磋商室外已等了1分半鍾。當我送唐納外長走出會議室並迎接荷蘭外長時,對方故做嚴肅狀說,看來『李氏鈴』對李本人已不起作用,中澳外長的談話超時1分半纔結束。我匆匆與荷外長握手,肩並肩快步進入不結盟磋商室。落座後,荷外長仍不依不饒:『我有一個請求,請中方派人到安理會大廳將「李氏鈴」往後調1分半鍾,因為中國和荷蘭在國際上都堅持公平、公正的原則……』
安理會主席由常任理事國和非常任理事國按國名的英文頭一個字母(如一個字母相同,再按第二個字母,依此類推)順序按月輪流擔任,任期一個月。常任理事國通常由其常駐聯合國代表出任,而非常任理事國,特別是一些中小國家有時由外長來當主席,或由外長當一段時間,主持一兩次重要會議,風光一兩次。常任理事國外長在遇到重大熱點問題時也參加安理會會議。
我擔任安理會主席時,秘書處給我派了一個秘書,專門登記發言的人數和次序。想發言,就把桌上自己國家的木制標牌豎立起來,表示向這位秘書報名。
在安理會發言有三句必要的套話。如輪到某位大使發言,要先說,感謝主席先生給我發言機會;爾後說,祝賀(前一位發言者)某某大使的精彩發言,然後纔轉入正題,說自己的話;發言的最後一句是『謝謝主席先生』——相當於說『句號』。
有次開會我按順序點名,請發言。當我請日本大使發言時,這位大使可能是年齡大,太累,也可能是會議內容乏味,他報名發言後不久睡著了。我又叫了一遍,他纔被坐在後面的助手叫醒。
這位老大使很快進入狀態,有板有眼地開始說:感謝主席先生給我發言機會,祝賀某某大使的精彩發言……全場哄堂大笑,因為他祝賀的那位大使還沒有發言。
日本大使馬上意識到自己搞錯了,但他久經沙場,臨場應變經驗豐富,慢悠悠地解釋說:『今天安理會的討論不熱烈,氣氛沈悶。我故意說錯話,讓大家高興,讓氣氛熱烈一點兒。』大家又都笑了。
在安理會,最活躍的角色當屬五個常任理事國。五常在熱點問題上會有不少共識,有分歧也會高調溝通。只要一家有要求,就隨時舉行五常磋商。磋商通常由其中一國擔任協調員,按中、美、俄、英、法的次序輪流『坐莊』。一些重大的決議草案或主席聲明稿,通常由五常事先磋商並達成共識,纔拿到全體會議上討論,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
五常的作用極為重要,在非常任理事國和安理會外廣大國家心目中卻恰恰暴露出國際秩序不太公平。五常年年月月有代表待在安理會,也不太把這當回事。會外國家卻很羡慕,個別國家甚至忌妒。據說中東某國等了幾十年纔頭一次被選進安理會,便百裡挑一,找了位正部級官員去當兩年大使,並通過廣播向全國介紹這位大使的履歷,說他是位優秀公民、傑出公務員,曾任鎮長、市長、省長、議員等等。一般只有名人謝世纔如此介紹,他有的親戚朋友沒有從頭聽,越聽越害怕,以為出意外事故了,趕快打電話問,纔知道,原來是重大喜事!還有一個大洋洲國家,爭了若乾年纔當了兩年非常任理事國。它的大使,我的好朋友,離任時告訴我:來的時候很興奮、幸福,走的時候發現,國際秩序不合理,安理會的秩序也不合理,五常,尤其是超級大國太厲害。我是陪五常來休閑了兩年啊。
五常大使談完正事後也會聊些輕松話題。有一次,奧爾布賴特建議五常大使都學用電腦,在電腦上打自己的發言稿。她是教授出身,早就會用電腦寫書。但英國大使說他年紀太大,不想學了。俄羅斯大使說,他有秘書,不用學。法國大使是著名作家梅裡美的侄子,愛好廣泛,他表示,他有空得打馬球,沒時間學。我在當時五常大使中最年輕,資歷最淺,最後發言:『就發揚民主吧,我服從多數。』奧爾布賴特那麼好的一個建議沒能通過,我至今沒有學會電腦打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