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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退回2001年,當時沙龍所領導的以色列右翼政府“利庫德”依舊同巴拉克領導的以色列左翼政黨“工黨”相互較真,而在整個以色列政壇,也盛行着“非左即右”的政治紛爭。衆人印象裏的沙龍,很大程度上被定格在了2000年的9月,那個在保鏢的簇擁下強行訪問被巴勒斯坦人視爲“尊貴禁地”的耶路撒冷聖殿山地區的“老英雄”。如果給那時候的“政客”沙龍做一個簡單的肖像描述,那絕對是一個標準的“右翼政客”:行爲強硬、信奉暴力,百分百的反對任何可能出現的巴以和談。
不過隨後的兩年之中,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陷入了“以暴制暴”而導致的“連環暴力”的怪圈之中,以色列人並沒有因爲自己的強硬而得到安全,而巴勒斯坦人也沒用因爲自己的反抗而得到尊重,唯一得到的是4000多名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在衝突中死亡。
沙龍面對暴力升級的怪圈,開始反思自己信奉的暴力信條。2002年12月,沙龍甚至首次提出一項巴勒斯坦建國方案,同意巴有條件建國。這對於一向“又臭又硬”的以色列右翼來說,絕對石破天驚。更爲劇烈的變動在隨後數年發生,隨着巴以和談的僵局繼續,2005年8月以色列政府不顧國內右翼勢力的強烈反對,正式啓動單邊的“脫離接觸計劃”行動,從而結束了以對加沙地帶長達38年的佔領。
不過,沙龍的舉動卻使得利庫德集團陷入了分裂之中。對於傳統的利庫德人來說,以色列的對外政策必須“右”到底。沙龍這樣的“拆除定居點”的決定,在不少利庫德人看來無異於自毀長城。許多利庫德人擔心,加沙定居點的拆除將意味着對蜂擁而至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失去了屏障。
然而沙龍此舉還是顯得有點“不倫不類”,同右翼看來,沙龍拆除加沙的猶太人定居點太過“左派”,畢竟這些定居點還是沙龍在九十年代擔任住房部長時下令興建的;而對於以色列左翼來講,沙龍的決定顯得有點“右”,畢竟沙龍的“脫離接觸計劃”並沒有同整個巴以和談聯繫在一起,看起來更像是一次右翼主張失效後的“逃離政策”。
在2005年8月,以色列士兵成羣結隊的來到加沙的猶太人定居點“拆房”。當面對成羣結隊的猶太右翼分子的阻撓時,沙龍高聲的呼喊“衝着我來”,霸氣十足;而面對利庫德內部的指責和右翼人士的抨擊,沙龍果斷的選擇“退黨”,另立了“前進黨”來統領以色列政壇。
沙龍設立前進黨,其實是出於本身的無可奈何:本身已經同利庫德“鬧翻”,不可能再繼續生存在利庫德內部;而自己長期以來的“強硬”形象,又不可能融入到以倡導和平著稱的“左翼”工黨內,因此自立門戶,成爲了唯一可行的選擇。
爲區別右翼色彩的利庫德集團和左翼色彩的工黨,沙龍把前進黨定位爲中間派,希望引領以色列走向一條新的道路。利庫德集團40名議員中有14人加入前進黨,其中包括沙龍最信賴的副總理奧爾默特。利庫德集團臨時主席哈內戈比、以國防部長莫法茲和工黨前主席佩雷斯等政壇重量級人物也先後加入前進黨。
前進黨在以色列政壇具有重要的意義。從意識形態上說,這是以色列迄今爲止第一個成功的中間派政黨;從政治主張上看,在巴以關係上前進黨較爲“偏左”,奉行“兩國論”、支持巴勒斯坦建國,但是同時又主張通過各種手段保證以色列的安全;在經濟上則較爲“偏右”,主張以色列進行市場化改革;在治國理念上,奉行“世俗化”的主張,主張宗教遠離政治,猶太教人也有兵役義務。
前進黨的特殊的政治主張,將傳統的“利庫德—工黨”所代表的“右左”兩元的政治格局徹底打破,代表了新時期以色列生存所面臨挑戰的應對方式。因此,前進黨也打破了傳統的以色列國內不同社會階層、不同種族結構所導致的政黨分裂格局,使得以色列政壇向着新的力量組合不斷演變。
雖然沙龍開創的前進黨在如今的以色列政壇正在走下坡路,但是在莫法茲的領導下,前進黨依舊活躍在政治舞臺。前進黨曾經的領導人如拉皮德、利夫尼都已經自立門戶,而且仍舊大體上奉行者前進黨“中間派”的政治主張。可以說,晚年的沙龍在政治上打開了以色列中間黨派的局面,開創了一個新的政治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