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車軟件之爭可能會侵蝕出租汽車的普遍服務功能和公共屬性，如何監管考驗政府智慧

　　連日來，嘀嘀打車和快的打車“大戰”成了浙江省杭州市街頭巷尾的熱門話題，各自的出資方騰訊公司與阿里巴巴集團爲了搶奪出租車市場，搶佔商業營銷的市場份額，雙方補貼總額已達19億元。

　　《法制日報》記者今天從杭州市道路運輸管理局獲悉，目前，杭州有出租車數量9000餘輛(不含蕭山、餘杭兩區)，共有出租車從業司機兩萬餘人。記者調查發現，隨着打車軟件的普及，至少有上萬名司機已在使用滴滴、快的打車軟件中的任意一款，或兩款共同使用。與此同時，所謂的“搶單神器”也在司機中普遍使用。

　　兩款打車軟件的補貼大戰，給杭州帶來了什麼？

　　的哥月均增收千元

　　今年1月10日，嘀嘀打車在全國32個城市開通微信支付。使用微信支付，乘客車費減10元、司機獎10元。快的打車、支付寶隨即宣佈以同等力度跟進。1月17日，嘀嘀打車稱與微信支付第三輪營銷活動啓動，再投10億元，將補貼提高至12元至20元，與快的打車死磕到底。快的也擺出“補貼永遠比對手多1元”的架勢，把乘客端的補貼升至13元。

　　嘀嘀打車和快的打車給杭州的哥帶來了實惠。的哥普遍反映，應用打車軟件增收了，如果以平均每天搶到3至5個單爲例，每月至少增收千元。應用兩款軟件，搶單成功率高的還能增收兩三千元不等。

　　今天中午，在沈半路上的杭州出租車外事綜合服務區，臨近午飯時間，附近的司機陸續將車子停在中間的停車場上，到食堂排隊吃飯。

　　“以前大家都是規規矩矩做生意，現在像我這樣快五十歲的人也要學着應用高科技，不然就落伍了!”蘇師傅笑着調侃說，現在電信商家紛紛推出了“搶單神器”，他也趕時髦，添置了新裝備，買了一個兩千八百多元的智能手機，爲了拼速度。

　　記者發現，像蘇師傅這樣，又買新手機，又辦理嘀嘀、快的軟件的司機特別多。在服務區入口的一家出租車維修服務門面房外已經貼着字條——“快的打車停止營業”。而四五天前這裏排着長龍，趕來辦理軟件的司機把隊伍排到了馬路主幹道上。

　　嘀嘀打車服務點裏也擠滿了人，一邊是司機拿着車牌照、手機排隊等着辦理打車軟件，學習操作流程，另一邊是電信運營商在向司機推銷“搶單神器”，而事實上是參加購手機返話費活動。

　　“成功搶單的祕訣在於裝備精良。”來自江西的呂師傅介紹，他配備了兩個手機，兩個車載充電器，安裝了這兩款軟件，運用4G網絡，順利的時候能成功命中十單，十單以上反正也不補貼了，所以一天做足二十單算是最好的記錄。

　　多位受訪司機均表示，打車軟件的使用，加劇了司機收入的兩極分化。

　　短途乘客相當於免費

　　“我要叫車，從東部軟件園馬塍路口去武林廣場地鐵站。”杭州市民小壽使用快的軟件，按住語音叫車，手機上顯示語音信息會向附近3公里的出租車司機發送，如果司機接單了，就會打電話過來確認。

　　1分鐘後，小壽接到司機電話詢問“你可以用淘寶支付吧”，經確認，下單成功。一會兒功夫，一個師傅開着車摁下車窗問:“是你叫車吧？”小壽坐上車，用手機刷下車上的快的軟件二維碼，就能直接付款了。

　　小壽說，以他的打車經驗，如果沒急事的話，等着司機接單，起步價以內短途單，司機可以獲得10元獎勵，而乘客可以補貼13元，相當於免費坐了一趟車，單位裏好多同事都用打車軟件享受便利。

　　今天上午，餘杭錢師傅就在古翠路口附近搶到一個近距離的“好單”，一個年輕人要去從這到益樂路口，用了快的軟件，才200米左右的距離，錢師傅輕鬆賺進21元錢，而這個年輕人也省得走路了。

　　“單位沒得報銷、要自掏腰包的年輕人更愛坐出租車了，又不花錢，不坐白不坐!”錢師傅向記者透露說，還有些很聰明的小鬼頭，把長距離拆分成幾段，分開來叫車，只要一天同一手機號不超過三次，能省下不少錢。

　　喜歡淘寶網購的90後女生韓笑也是個打車達人，在清泰街經營一家服裝店。她在店裏提前叫好車，等車來了再出門，去一趟四季青服裝市場進貨，進好貨後再叫車，每回進貨都能省下幾十元，經營成本都下降了。

　　老年羣體打不到車

　　這邊，年輕人爲打車軟件叫好，另一邊，有人在質疑打車軟件的存在，加劇了杭州市的打車難。

　　戴先生來自台州，前不久在杭州出差，曾經爲打車的事“抓狂”。他告訴記者，晚上和幾個朋友在河坊街吃完飯，9點多鐘出來，走到延安路上的西湖銀泰門口，等了半個多小時都沒攔到車，但又看到馬路中央一輛接一輛打着綠燈的出租車疾馳而過，毫不理會他的攔車手勢。

　　“旁邊很多人也因打不到車到公交站等公交，而城市快運等黑車卻在一旁公開叫價。”戴先生講述，剛開始還沒弄清楚杭州的出租車到底咋回事，後來看一小姑娘用手機叫來了車，才搞明白原來都是打車軟件惹的禍。

　　很多乘客反映，如果在早晚高峯期，即使用了叫車軟件也不一定能順利打到車，這時就會加價，5元到20元不等，加價越高，司機接單的可能性越大。

　　河南籍的哥楊師傅坦言:“雖然坐出租的老年人並不在多數，但使用打車軟件後，他們確實打車難了，尤其是如果有急事出門或去醫院看病，心情就會更加焦灼。”

　　家住餘杭塘路的張滿水大伯今年73歲，患有高血壓和糖尿病，他每週都要去杭州市中醫院檢查拿藥，兒子在機關單位上班，沒法老請假陪自己，以前他走出小區就能打個車自己去醫院，現在發現小區出來很難打上車，最後只好橫穿一條馬路，繞一圈去坐公交車K10路線，碰上高峯期公交車上擠得一塌糊塗。

　　科技應用揚長避短

　　不止是老年乘客，老年司機也遭遇了科技帶來的難題。

　　58歲的宋師傅滿臉焦慮地對記者說:“哎，我現在是碰到乘客就問我，有沒有裝軟件啊？一聽沒裝，就下車不坐，這不明擺着耽誤工夫吃虧嗎？有時在小區門前排隊，滿以爲乘客會上車，但卻被一輛遲來的預約好的出租車給接走了，這種被現實中搶單的感覺也很無奈。”

　　宋師傅的焦慮不止於此:“不是規定開車不能打電話嗎？我們車隊裏有個師傅就因爲光顧着看手機，連闖了兩個紅燈，被罰了錢不說，還扣了12分，車子也沒得開了，甚至還聽說有撞人的，多不安全!”

　　對於打車軟件的產生，浙江省律師協會知識產權專業委員會主任張民元非常贊成，因爲它爲打車者帶來了方便，也符合市場規則。目前出現的問題並非是打車軟件本身存在的問題，而是出租車公司規範化管理需要加強。政府在認可科技進步的同時，應該鼓勵與引導這種新型的便民科技，而不是打壓。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唐明良認爲，打車軟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緩解打車市場中的信息不對稱難題，讓出租車資源能夠得到調配和優化組合，既方便了消費者，也使得稀缺的公共交通資源物盡其用。不過，還應當關注打車軟件之爭可能會侵蝕出租汽車的普遍服務功能和公共屬性。解決之道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應理性設計相關的配套監管制度。如對空車拒載加大違法成本，在某些特定區域屏蔽打車軟件等等，以維護出租汽車的公共性。建議有關部門從治理能力提升的角度用其長、避其短。

　　有形之手如何監管

　　來自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監測數據顯示，今年春節假期，嘀嘀打車全國單日訂單數突破100萬筆，其中微信支付訂單比例爲68%；快的打車補貼活動期間全國日均訂單量爲128萬筆，單日最高訂單量162萬筆，其中使用“支付寶”錢包付車費的日訂單數最高突破60萬筆。

　　“現代經濟生活越來越多地依賴於信息的獲得與流動，掌握信息資源、快捷傳遞信息、佔領經濟領域市場，形成互聯網商業營銷模式。”浙江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史晉川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運用風險投資燒錢，其原理如傳統的打廣告形式，吸引特定客戶羣的眼球，爲以後市場擴大發展做準備，法律沒有明文禁止這種行爲即可爲，但問題是這種企業的營銷策略仍缺乏法律和政策的限制性解釋，也是法律的邊界尚未明晰，導致在實際應用過程中出現一些扭曲行爲，如出現司機乘客通過做假單賺補貼。

　　史晉川認爲，對於企業新推的創新營銷工具的適用範圍，國家相關部門應當對任意擴大邊界、扭曲範圍的行爲作出相應規範；企業也應當自省，要從長遠經營角度考慮是否可以持續這種營銷策略，是否會涉及以傾銷的方式，成爲市場寡頭後相應提高價格，最終損害消費者利益。因此，既要通過技術性防範措施防範不正當交易與違規交易，也要通過政府管理，運用法律法規與政策，保護企業平等競爭環境，消除創新技術工具帶來的負面影響，保護廣大消費者合法權益。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一位民庭法官對此表示認同。他認爲，要警惕創新的商業營銷模式在無形之中擡高行業的交易成本，要從是否利於民生髮展的總體原則把握科技創新的標準以及適用監管的尺度，讓人在社會公共資源分配上享有同等的機會，而不是變相地增加社會交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