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其他理事會、委員會、花樣繁多的專業會、會前會、會中會、以會落實會的會、全體會、小范圍會、對記者和專家開放的會、閉門會、絕密會……數不勝數。這還沒提宴會、酒會、茶會，我個人的最高紀錄是一個晚上出席6個宴會和招待會，結果根本沒吃飯，還得回家吃方便面、參加內部當日工作總結會。我『晉昇』為爺爺後，有一次3歲的孫女佳馨聽媽媽說她姥爺閻維文要去『開會』，她天真好學地問：『爺爺，什麼叫開會？』我一時語塞，甚感慚愧。我開了那麼多會，卻說不清『開會』的定義。還是她媽晶晶聰明，幫我解圍，說：別問了，快吃飯。開會就是兩個人以上在一塊兒說話，也可以一邊吃一邊說……

　　聯合國裝上『李氏鈴』

　　我到聯合國沒多久就發現，在安理會，各國大使都是『大腕』，有架子，開會常遲到，用我中學老師評價一些學生的話說就是『自由散漫』。開會時間到了，有的大使還在走廊裡聊天。這時，安理會主席就用木槌敲桌子，提醒大家開會。有一次我舉手發言，『建設性』地抱怨說，主席先生這麼敲槌子，等於懲罰已經到會的人，沒有到會場的人卻聽不見，這不公平。英國大使戴衛勛爵開玩笑說，對，支持李大使的意見，應該像中國京戲裡那樣敲鑼，讓室外的人能聽到。我說，可惜中國京劇的鑼聲太大。戴衛勛爵接著又認真建議安裝一個電鈴，主席一按，走廊上的人也能聽到。我表示贊成，又提了一項『補充條款』：把電鈴的線連接到附近大使們常去的咖啡廳。於是，那次安理會經過表決，批准一項專門『預算』，不到400美元，設立一個提醒『開會了』的電鈴，大家管它叫『李氏鈴』(Li Bell)。這算是我代表中國對聯合國安理會所做的一點兒『貢獻』。後來，我聽繼任的常駐聯合國代表秦華孫、王英凡、王光亞、張業遂、李保東、劉結一講，那鈴一直在，但不是十分有效。

　　安理會發言有套話

　　我擔任安理會主席時，秘書處給我派了一個秘書，專門登記發言的人數和次序。想發言，就把桌上自己國家的木制標牌豎立起來，表示向這位秘書報名。

　　在安理會發言有三句必要的套話。如輪到某位大使發言，要先說，感謝主席先生給我發言機會；爾後說，祝賀(前一位發言者)某某大使的精彩發言，然後纔轉入正題，說自己的話；發言的最後一句是『謝謝主席先生』—相當於說『句號』。

　　有次開會我按順序點名，請發言。當我請日本大使發言時，這位大使可能是年齡大，太累，也可能是會議內容乏味，他報名發言後不久睡著了。我又叫了一遍，他纔被坐在後面的助手叫醒。

　　這位老大使很快進入狀態，有板有眼地開始說：感謝主席先生給我發言機會，祝賀某某大使的精彩發言……全場哄堂大笑，因為他祝賀的那位大使還沒有發言。日本大使馬上意識到自己搞錯了，但他久經沙場，臨場應變經驗豐富，慢悠悠地解釋說：『今天安理會的討論不熱烈，氣氛沈悶。我故意說錯話，讓大家高興，讓氣氛熱烈一點兒。』大家又都笑了。

　　大使們會閑聊些什麼？

　　在安理會，最活躍的角色當屬五個常任理事國。五常在熱點問題上會有不少共識，有分歧也會高調溝通。只要一家有要求，就隨時舉行五常磋商。一些重大的決議草案或主席聲明稿，通常由五常事先磋商並達成共識，纔拿到全體會議上討論，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

　　五常大使談完正事後也會聊些輕松話題。有一次，奧爾布賴特建議五常大使都學用電腦，在電腦上打自己的發言稿。她是教授出身，早就會用電腦寫書。但英國大使說他年紀太大，不想學了。俄羅斯大使說，他有秘書，不用學。法國大使是著名作家梅裡美的侄子，愛好廣泛，他表示，他有空得打馬球，沒時間學。我在當時五常大使中最年輕，資歷最淺，最後發言：『就發揚民主吧，我服從多數。』奧爾布賴特那麼好的一個建議沒能通過，我至今沒有學會電腦打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