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萬家長固有的印象裏，開公司辦手續，向來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今年春天，這個在外務工多年的農村青年抽空回到老家安徽省廬江縣，籌備辦一個經營電動車配件的公司。爲了跑手續，他向原來的單位請了一個禮拜的假，“我心想，一個部門跑一天，至少也得三四天時間。”

　　“沒想到，一天時間準備材料，第二天就拿齊了3個證。”這讓他多少有些意外，也讓他看到了回鄉創業的希望。

　　這天下午，同樣在該縣行政服務中心，廬江一家建設公司的工作人員宋偉，“一次性”就辦好了施工許可證。“過去，不是少這個材料，就是缺那個章，幾趟跑下來腿都發軟。”

　　行政服務窗口，往往是觀察一座縣城官場生態和行政效能的最佳“切口”。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中瞭解到，越來越多的外地客商和本地百姓辦過幾次手續之後，都有了新的感受：“廬江變了，變快了。”

　　這種改變，歸因於一年前全縣上下強力推進的“效能提速”活動，因其出臺舉措的力度和密度，被當地人稱作“效能風暴”。

　　從給四大班子領導打分，到擬任副科級幹部財產公示，到電視問政，再到近期公佈主要領導手機號碼……短短一兩年時間，廬江縣委縣政府就打出了一套組合拳，招招砸在要害上，讓“庸、懶、散、奢”的機關痼疾無處藏身。

　　“如果幹部不做事，就會慢慢地滑向腐敗，有一大堆事情要做，他們就沒有精力去腐敗。”在廬江縣委書記王民生看來，廬江的做法是“系統性的”，是把效能建設與反腐敗“聯通起來”，其目的在於，既把幹部“看”起來，又把他們的工作狀態“調”起來。

　　“把各個局的業務章都交到行政窗口來”

　　廬江並非沒有慢過。

　　作爲安徽中部的一座有着120萬人口的縣城，廬江是一個農業大縣。在轉型發展的新時期，“農耕文化”負面的影響也被放大出來，表現在公務人員的精神狀態和辦事效率上。2012年，該縣被查出一起腐敗窩案，原縣委常委被判入獄，更是爲整個公務員系統敲響警鐘。

　　2011年8月，安徽行政區劃調整，廬江縣劃歸省會合肥市。機遇不言而喻，挑戰接踵而至，連縣領導在內的不少廬江公務員都感到，有點“跟不上”省會城市的工作節奏和辦事效率。廬江希望能夠“接軌”合肥的速度，這種緊迫感促使縣委縣政府通過簡政放權的方式來提升效能。

　　之後發生的一件事就讓全縣上下意識到，行政審批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2012年，作爲該縣一所普通的初級中學，“福元中學”4個字經常出現在大大小小的有關效能建設的文件中。

　　原來，爲了新建一個新食堂，該校工作人員在縣裏“跑了半年，蓋了70多個公章才批下來”。這件事成了典型的反面教材。

　　“行政服務中心爲什麼不能提供一站式服務？這是系統病！”今天提起來，王民生還是壓不住火，“這件事讓人觸目驚心”。

　　爲此，縣委要求縣發改委做出了一張流程圖，“看看，審批一個食堂建設項目到底要哪些環節。”

　　隨後，全縣上下，每個部門都被要求以“福元中學”項目報批爲例，“找出一個最應自責的問題，通過自我揭醜實現自我革命”。

　　2013年起，廬江縣對進駐“縣行政服務中心”的32個單位行政審批事項進行了全部清理，取消項目30項，下放項目13項，轉變管理方式項目3項，凍結項目1項，合併項目16項。此外，制定了相關辦法，對需由兩個以上機關審批的事項，由牽頭單位提請，按照“一家受理、同步審批、限時辦結”的要求，實行並聯審批。

　　中國青年報記者瀏覽該縣政府網站時發現，審批過程每天都在首頁上進行公示，接受全社會監督。據瞭解，過了承諾期限，還不辦結的部門，將被嚴懲。

　　“行政審批集中起來，就是把各個局的‘業務章’都交到行政服務中心來，能在窗口辦理的，絕不帶到機關去辦，否則就要問責。”該縣行政服務中心主任蔣力生介紹說，“這一枚枚印章，背後是各部門的權力，縣委動真格的，所以一個月內就交了上來。”

　　“過去很多事項都是分管局長親自批，現在我們窗口就能做主。”該縣人防局工作人員陳賢鋒介紹說，窗口拿不準的，電話請示分管領導就可以了。“如果他不同意，必須說出理由。”

　　“那時，領導出差或者開會，找不到人簽字，只能等。”他笑着說，“如果我們主動電話催，領導會懷疑是不是有人託了關係。”

　　“權力大了，責任也大了，出了差錯，自己要擔。”在窗口工作了6年的張曉羣負責工商註冊登記，現在每遇到新問題，“就抱着市局的諮詢電話不放手”。

　　“過去窗口是清閒的地方，現在派來的都是業務尖子，不過，我們也希望輪崗出去呀。”一位工作人員流露出了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