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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生活,有一種食物是離不開的——大餅。埃及大餅的品種很多,最常見的是一種比手掌稍大的“黑大餅”,價格低廉,1埃鎊(約合0.8元人民幣)可以購買到8到10張這樣的大餅。吃飯時間在開羅街頭漫步,可時常見到三五成羣的人聚在一起嚼着大餅,成爲埃及街頭的“飲食文化”。
作爲一種食品,埃及大餅的作用不止於果腹,它有自己的“政治經濟學”,甚至影響着政局的穩定。
埃及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麥進口國之一,每年進口小麥達1000萬噸。可是,埃及大餅的售價卻非常便宜,而且數十年來價格幾乎不變。其祕訣就是,政府給予了大量補貼,僅此一項補貼,埃及政府每年就要花費3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
埃及40%的人口每天收入不到2美元,大餅是他們主要的食物,正是補貼制度保證了貧民的基本生活,維護了社會的基本穩定。但正如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大衛·哈維所說,“這並不能解決它的危機趨勢,只能把這些危機轉移出去”。隨着人口迅速增長,這一政策面臨日益尷尬的境地。
1981年穆巴拉克剛上臺時,埃及人口只有3000多萬,而今天已達8000多萬,同時學者們普遍認爲尚有1000多萬人未登記,實際人口已近30年前的3倍。以大餅爲代表的補貼制度,在矛盾尚未完全激化時,尚可起到社會穩定器的作用,但隨着人口的不斷增長,生存的基本需求不斷擴張。可是,社會可用於分配的財富並未明顯增加,這時的大餅可能就成爲“動盪助推器”,任何風吹草動便可引起社會的大波動。
有人曾做過粗略的統計,每年埃及政府支出的1/4用於生活必需品補貼,導致外匯大幅流失,對經濟發展影響很大。但是,任何試圖削減補貼的做法都會遭到民衆強烈反對:爲了獲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埃及政府曾應其要求,減少對大餅、燃氣和汽油的補貼,此舉一出,全國發生大規模抗議,政府只得收回成命。筆者曾與埃及朋友交流他們對食物、汽油漲價的看法,他們說:“一旦這成爲現實,更多的人就會走上街頭,無數的汽車會直接停在馬路中間,即使是爲了國家,人們也不願放棄那一點屬於自己的利益。”看來,以大餅爲代表的補貼制度步入了進退維谷的境地。
有人說,埃及的革命就是一場“大餅引發的血案”,穆巴拉克倒臺是因爲沒有將經濟搞好。同樣,“大餅困境”也困住了躊躇滿志的穆爾西,他的下臺除了意識形態的因素外,大餅補貼政策的失誤也是重要原因。蘇聯著名作家高爾基曾說:“政治是經濟的女兒。”沒有將“經濟”照顧好,她怎會生出漂亮的女兒?
穩定器還是催化劑?埃及大餅依然在價格困境中徘徊,等待着埃及經濟的復甦抑或是下一場革命的到來,這或許就是埃及大餅的“政治經濟學”吧。
《人民日報》( 2014年04月25日2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