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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本爲聚集,爲身在、心在、思想與行爲互動的交匯,但手機卻帶來人們相聚時的無語和隔膜。
有人稱在各類場合沉迷於擺弄手機等電子產品者爲“低頭族”。他們對周邊冷漠,不屑交流,無視禮儀:英國2012年發現——隨智能手機普及率上升,“粗魯的英國人”越來越多,他們用自身孤獨釀造日益廣泛的感情離散。廣州海珠區法院統計:“90後”離婚理由中,“愛玩手機”赫然位列第二。不當使用手機爲現代生活增添了危機重重的複雜狀況。
國際權威的思緯市場研究公司對11國、8000餘位的訪衆調查:超過1/4人認爲手機比錢包更重要,1/3人表示“離開手機無法生活”,2/3受訪者睡覺時不關手機,3/4人會隨身攜帶手機。按國際電信聯盟全球手機用戶60億(中國10億)總量,那麼至少有20億人每天過着與手機“捆綁着”的日子。另據著名調研機構普索調查,手機已成人類“美妙性愛”的可怕殺手:日本有47%的受訪者寧願放棄性愛也不能沒有手機,隨後是中國香港的42%,韓國的38%,印尼的33%,印度的31%;至於中國內地的23%,雖相比美國人的近1/3還算低,但遠高於阿根廷的9%和巴西的8%。
作家劉震雲創作的電影《手機》道出:“手機好像有生命,它對使用手機的人產生一種控制”,以上數據只是冷峻地加以印證。
年初拉斯維加斯國際消費電子展上,聯想集團楊元慶套用網絡語言說:“世界上最遠的距離莫過於當我們坐在一起時,你玩平板電腦,我玩智能手機”,幾乎沒人對此再有會心一笑的輕鬆。文化本爲聚集,爲身在、心在、思想與行爲互動的交匯,但手機卻帶來人們相聚時的無語和隔膜。特殊“第三者”的如影隨形,成了社交中普遍的痛。
報載重陽節大連張老爺子因兒孫們悶頭玩手機的冷落,摔盤大怒憤而離席;國慶節姜女士結伴出遊因大家總在關注手機、全無欣賞美景的心情而沮喪;春節期間面對父母的問話和精心準備的飯菜長久離家的學子拿着手機三心二意地敷衍,令長輩心寒。不僅朋友相會、家庭派對、夫妻獨處有手機搗亂,辦公場所手機也不寂寞——筆者親見一省旅遊工作大會,書記、省長在主席臺上佈置任務,竟有地市級官員玩手機不倦。集文化內容與科技成果於一身的手機,呈現出把各色資訊碎片化娛樂化的魔力,也使千百年來在中國社會視爲倫理支柱的“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經受考驗。
所幸有人提出不再繼續於虛擬中尋找慰藉,而是創造機會從融入自然和頭腦大餐中享受生活,調整處世心態與成長生態,從而回歸自我,做有情有義有擔當可信賴的正常人。
一系列小小的努力頗具正能量:如將手機請出臥室、增加與愛人獨處空間的建議;將手機靜音並離身,增加與朋友親人聚會私密時間的建議等。又如花樣翻新的“反手機運動”:“吃飯不玩手機可打折”優惠——某國一餐廳對願意將手機交店家保管者,實行餐費5%的折扣,促進人們靜心交流,享受食物;標價19.99美元“手機監獄”的保管鐵柵——可存放6部手機的雙層“監舍”,拘禁時間可定15~60分鐘等四檔,刑期中只有一次“假釋”接電話機會,多則刺耳警報驟響,目的爲抑制使用手機慾望,創造良好聚會環境;“開飯請交手機”遊戲——由海外傳入中國的行爲規則,聚會、飯局、活動前沒收參與者手機,忍不住拿回手機者結賬……
城市化大潮和改革開放進程,讓社會心態、業態、生態的轉型迅猛而持久。大城市生活更有“事事要競爭、時時搶機會、隨時會落敗”的不確定性壓力,微弱個體身陷種種無力、無助、無奈感之中。人過去對絕望的排解或麻醉靠酒或毒品,靠紙醉金迷的自我放縱與墮落,今天則在歷史“成癮症”集大成基礎上增加“電子毒癮”,其以高科技瞄準人性弱點,侵蝕社會精神、信仰、意志、倫理、習慣等文化肌體的健康,值得國民防微杜漸引起足夠重視。
被手機“綁架”的悲哀上演着一種主體被所創造客體掌控的荒誕。面對事態,社會不應放任無爲,要主動積極地科學應對。首先應啓發主體覺醒,就像專家所呼籲的,大力進行“拒絕變成‘手機人’”的倡導,樹立自己是手機的主人的信念。再者應加強公共服務,政府和社會文化組織要承擔起宏觀教育與科學規則的設計實施責任,扭轉先進文化層面關於電子產品使用上無標準、無引導、無正義的局面,形成符合心理行爲科學規律的、有文化導向魅力的綜合環境,對現代社會病中數十種“成癮症”嚴重者提供針對性干預,爲個人、家庭、社會的主題教育進行專家服務。
幫助“低頭族”擺脫對手機的病態依賴,重新仰望星空、腳踏實地、心有陽光、擁抱親情,使自己和生活更美好,或應納入文化強國戰略實施細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