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製圖:張芳曼
去年以來,我國服務業超過第二產業,成爲第一大產業。這是我國多年來着力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帶來的可喜變化。鞏固這一發展態勢,使服務業在帶動經濟發展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對於保持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服務業成爲我國最大產業及其戰略意義
2013年我國服務業增加值262204億元,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46.1%。2014年第一季度服務業同比增長7.8%,比第二產業增速高0.5個百分點;服務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49.0%,比第二產業所佔比重高4.1個百分點。服務業規模持續擴大並超過第二產業,表明我國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
服務業增加值超過第二產業,成爲我國第一大產業,具有重要戰略意義。一方面,隨着我國經濟規模不斷擴大,資源環境壓力日益增大,亟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企業也需通過提升競爭力、攀升價值鏈實現轉型,這些都需要服務業的支撐。加快發展服務業,是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服務業成爲第一大產業,意味着我國經濟工作着力點更多向服務業轉移,通過構建良好制度環境、實施有利政策措施,進一步促進服務業持續健康發展。
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後的格局仍然存在
雖然服務業已成爲我國第一大產業,但從國際比較看,我國服務業發展水平仍然比較低,服務業發展還存在較多現實問題。
發展仍然比較滯後。2012年,在全球國內生產總值中,服務業增加值佔70%。與我國發展水平相近的中等收入國家服務業增加值佔比達到54%,高收入國家佔比達到74%,分別比我國高7個和27個百分點。相對於製造業而言,我國服務業發展也較爲滯後。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約相當於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11.3%,製造業在全球的份額上升到24.2%,而服務業增加值僅相當於全球的7.3%。從服務業增加值的絕對值看,2012年,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僅相當於美國的29%。同年,我國製造業增加值已超過美國,相當於美國的125%,中美服務業差距的絕對值已超過中美國內生產總值差距的絕對值。換言之,如果我國服務業發展能達到美國的規模,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就能超過美國。
國際競爭力較弱。2013年,我國服務貿易進出口額達到5200億美元,同比增長11%以上。我國服務業貿易額約佔全部貿易額的15%,還有較大上升空間,2015年服務貿易規模有望突破6000億美元。由於服務貿易增長仍主要由內需拉動,進口增速高於出口,因而我國服務貿易逆差一直較大。2013年,服務貿易逆差增加到創紀錄的1184億美元,居世界第一。從1992年開始,我國服務貿易總體競爭力指數持續爲負,我國生產性服務業的大多數行業貿易競爭力指數也爲負,表明我國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一直較弱。
區域發展極不平衡。我國區域服務業發展水平存在巨大差異,而且現有發展格局呈現強者恆強態勢。2011年,人均服務業增加值最高的北京市(6.12萬元)是最低的甘肅省(0.77萬元)的8倍。而二者之間的人均生產總值之比只有4倍。從服務業增加值佔生產總值的比重看,服務業佔比最高的北京市爲76.1%,而最低的河南省只有29.4%,差距非常明顯。從大區域看,以人均服務業增加值計算,東部地區差不多是西部地區的3倍,而中西部地區不存在顯著差異。2011年,人均服務業增加值排名前5的省級單位全部屬於東部地區,前10名中則有9家來自東部地區。東部地區11個省級單位全部進入了人均服務業增加值的前20名。從算術平均值來看,服務業發展水平東部地區最高,中部地區次之,西部地區最低。
進一步推動服務業發展的思路
服務業已成爲我國最大產業,是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源,但這種地位並不穩固,服務業發展仍存在諸多短板,其相對滯後的格局亟須改變。目前,應從以下幾個方面着手推動我國服務業持續健康發展。
明確政府在服務業發展中的定位,解決好“越位”“缺位”問題。政府職能“越位”“缺位”是制約服務業發展的突出體制問題。“越位”,即政府大量介入微觀經濟領域,甚至直接干預企業經營;“缺位”,即對很多應該加以管理的事務沒有發揮管理作用。總體看,政府的父愛主義監管特徵比較明顯,“越位”行爲較多。根據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政府主要職責定位在制定規則、保障公平、宏觀引導上,即制定明確的市場準入、市場競爭等規則,確保市場主體公平有序競爭;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確保社會底線;制定宏觀政策,引導產業發展方向。就服務業而言,文化藝術、廣播影視、新聞出版、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險、體育、知識產權、檢驗檢測等行業和領域中能夠實行市場化經營的服務,政府儘可能不要直接參與,而應引導社會力量增加市場供給。
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推動城鎮化和服務業發展良性互動。城鎮化與服務業發展歷來是相互促進的。縱觀歷史,可以說,城鎮化是一種產業結構及其空間分佈的轉化,是傳統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行爲方式向現代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行爲方式的轉化。作爲服務業發展的理想空間,城鎮既承載着人口和各種要素集聚及由此帶來的巨大服務需求和規模效應,更通過人口與要素集聚促進經濟社會主體彼此學習和競爭,從而提高服務業效率和品質。因此,通過積極有序推進城鎮化爲服務業發展創造有利載體和條件,是極爲重要的路徑選擇。
深化分工與合作,推動服務業與製造業融合。當前,服務業與製造業的聯繫日益緊密,呈現融合互動發展態勢。在現代產業體系中,物質生產需要相關生產性服務的投入,其發展壯大以生產性服務業特別是金融資本和人力資本爲先導,通過與研發、物流、營銷等環節協調互動,才能創造物質財富。同樣,服務方式的實現、服務行爲的完成也離不開製造業、製成品這個物質載體。服務與產品互相依賴,共同滿足市場需求。我們既不能走傳統工業化和製造業發展的老路,也不能脫離工業孤立地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而應在分工與互動中實施現代製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雙輪驅動”戰略,將高端服務元素堅實地嵌入製造業之中,通過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促進製造業轉型升級。
全面深化改革,釋放服務業發展潛力。服務業交易的是無形的服務或技術、知識、勞務等,供求雙方信息不對稱普遍存在,因而更依賴良好的制度環境和市場秩序。我國服務業制度建設和創新相對滯後,具體表現爲體制機制僵化、市場化程度不高、社會分工程度較低、政府規制不到位、市場與政府的邊界不清晰。應全面深化改革,推進服務業體制機制創新,通過改革釋放服務業持續發展的潛力。當前,尤需積極開放市場、打破行業壟斷、鼓勵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完善政府規制。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