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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已進入現代服務業快速發展期。作出這一判斷的依據在於:一是近年來服務業增加值在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比重穩步提高;二是目前我國處於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接近7000美元的發展階段,根據國際經驗,這正是製造業加速轉型升級、服務消費需求旺盛、產業結構快速演進的重要時期。這些將推動我國服務業進入現代發展軌道。
我國服務業發展跑出加速度,主要是三個具體因素在起作用。
一是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較小。製造業產業關聯度高,需求彈性大,因此,2008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對全球製造業需求影響較大。我國作爲全球製造業大國,製造業受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也更大。而服務業尤其是消費性服務業需求彈性小,市場需求相對穩定,受經濟波動的影響較小。
二是得到有效內需的有力支撐。現階段,很多製造業產品處於產能過剩狀態,“去庫存化”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而產能不足的部門幾乎都是服務業部門,如醫療、教育、養老、住宅等,其中知識技能密集的高級生產性服務尤其缺乏,服務業成爲我國有效內需的重要內容。因此,過去一個時期我國擴大內需政策發力,主要是擴大了市場主體對服務業的需求。
三是發展環境和條件進一步優化。一方面,在外部需求萎縮的情況下,某些具有本地化需求屬性的服務業部門得到迅速擴張。另一方面,服務業跨國轉移成爲經濟全球化新的顯著特徵,其表現:一是跨國公司在全球範圍組織生產活動,需要獲得全球化的貿易、金融、通訊、運輸等服務,這些服務出現了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浪潮;二是信息網絡技術在世界服務業中的應用使服務業擺脫了本地化需求特徵,可貿易性越來越強,從而爲服務外包等國際分工的全面深化打下基礎。
在我國已進入現代服務業快速發展期的情況下,還存在一些錯誤觀點,如有意無意地將服務業發展與國際金融危機聯繫起來,認爲國際金融危機是由“去工業化”後服務業過度繁榮所引起的。此觀點對面臨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任務的我國來說是有害的。國際金融危機與發展製造業還是服務業沒有任何關係,也與金融資本的趨利本性無關,而與經濟體制機制有關。
那些把實體經濟等同於製造業、把服務業等同於虛擬經濟,認爲反危機就要全力發展製造業、而服務業是虛擬經濟必須抑制的觀點和做法,是錯誤的。製造產品和服務產出都能滿足人們的需求,它們之間的區別只是有形與無形,而非實體與虛擬。是否出現泡沫經濟,要看一個產業部門“槓桿率”運用水平。經驗證明,槓桿率大於20倍一般就是泡沫經濟,即使是生薑、大蒜等產品也會出現泡沫。因此,不能把服務業發展繁榮等同於泡沫經濟。而製造業利用的“槓桿率”過高,產能發展過度,也會出現泡沫、發生危機。因此,我們不能因爲強調製造業重要就忽視服務業發展,應該反對的是服務業過度金融化。現階段,把資源投向具有實體經濟性質的現代服務業,更能實現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相結合。
與同樣經濟發展水平甚至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我們低的國家相比,我國服務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和從事服務業的勞動力佔全部勞動力的比重都較低,其直接結果是很多製造業產能嚴重過剩、很多服務業有效供給短缺。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一個重要原因是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存在較高的行政進入門檻即行政性壟斷壁壘,導致資源不能按照市場需求信號順利流入現代服務業。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以開放促改革”的改革開放思路,引申到服務業發展方面,就是要求服務業要素市場深化改革開放,要求金融等現代服務業領域深化改革開放,以降低交易成本和形成全面、持久的國家競爭優勢。這是商品市場開放倒逼服務市場開放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在戰略上選擇漸進式開放服務領域,可以減緩改革的阻力,並使國內生產性服務業有時間做好應對國際競爭的準備。
(作者爲南京財經大學校長、長江學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