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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北方網訊:國家昌盛,大學興盛;民族罹難,大學艱難。的確,一所大學走過的道路,總是與國家、民族的命運息息相關。20世紀30年代的南開大學,正在蒸蒸日上蓬勃發展之際,卻突然被日本侵華戰爭摧毀,南開大學也因此成爲中國第一所被日寇化爲焦土的高等學府。校長張伯苓隨即發表談話:“敵人此次轟炸南開,被毀者南開物質,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益奮勵,故本人對於此次南開物質上所遭受之損失,絕不掛懷,更當本創校一貫精神,而重爲南開樹立一新生命。本人惟有憑此種精神,絕不稍餒,深信於短期內,建立一新的規模。”
77年前的7月28日,侵華日軍攻佔天津後,南開大學、南開中學、南開女中、南開小學均遭到日軍炸燬。全國政協常委張元龍,作爲南開系列學校創始人之一張伯苓先生的後人,是這段歷史事件的親聞者。他提議建一座天津抗戰紀念館,並遞交提案,建議在中國建立專門審理抗日戰爭賠償案件的專事法庭。昨天,張元龍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達了對南開被炸事件及其索賠事宜的看法,同時對中日關係在複雜背景下的走向,提供了許多鮮爲人知的歷史記憶和現實思考。
天津是英雄的城市
南開是英雄的學校
記者:南開被炸的歷史背景和當時的情景已經有過不少報道,作爲張伯苓先生的後人,您還了解哪些鮮爲人知的故事?
張元龍:我存有一封1937年8月25日,日本國駐上海總領事岡本季正致內閣外相廣田弘毅的密函。在這封來自日本外務省檔案的密函裏,岡本季正寫道:“作爲文化設施的南開大學歷史地位,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樣,它作爲一所私立學校,社會聯繫廣泛,衆多畢業生活躍社會各界,勢力極大。目前看來,雖然我軍對南開大學的行動屬戰時不得已而爲之,但若對此漠然不管,對中國方面自不必說,就是對外也會造成很大影響,對我方來說這是一個大大的失策。事到如今,已無他法,但尚可在時局告一段落後,外務省乃至帝國政府對於南開大學復興工作儘量予以幫助,減輕不利影響。我認爲這是極爲必要的。爲此特呈此鄙見,望貴大臣預先予以考慮。”
這封密函還提到了我祖父張伯苓在廬山國是談話會上關於對日開戰的談話,引起中國政要的震驚,表明了南開在中國抗日陣線中的影響。
我想強調一點,在歷史上,天津是座英雄的城市。七七事變後,天津成爲全國抗日最前線。自那之後,在中國整個抗戰陣營中,天津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在這個意義上,理解“南開爲中國而犧牲”這句話,其背後的東西就非常非常多了。1927年,南開滿蒙研究會不僅對東北淪陷區進行調查研究,而且還接收當時淪陷區的學生;1934年,第18屆華北運動會南開拉拉隊用黑白兩色手旗打出“勿忘國恥”,刺痛了被邀參加開幕式的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甚至南開“教育救國”的理念等,都是南開被炸的歷史深層原因。著名的國際記者愛潑斯坦曾詳細記錄日本的記者招待會,一個日本軍官說,南開大學是一個抗日基地,凡是抗日基地,我們就要一律摧毀。隨後,另一個日本軍官對記者說,我們要炸南開大學已經有20多年的願望了。
記者:南開被炸這個歷史事件已經過去了77年,今天我們重提這件事,有怎樣的重大意義?
張元龍:我一直有一個非常強烈的觀點,咱們紀念半天,不是紀念我們被人家炸了、我們被人家打了,我們要紀念的,應是我們當年這種頑強的戰鬥精神。爲什麼說南開是最愛國的學校?爲什麼說南開是爲中國而犧牲?正因此,我特別想建一個紀念館,記錄抗戰中天津人的壯舉,紀念這種愛國精神。讓我們天津人看了振奮,覺得當年確實南開和天津爲中國抗戰做了貢獻,天津人值得爲此驕傲。
南開保留隨時向戰爭罪行追償權利
記者:歷史的記憶,後人不可忘記,歷史應有交代,近些年,我們是否想過要索賠?
張元龍:1995年,南開大學化學系教授、中國科學院化學學部委員、南開校友會會長申泮文和我以及嚴範孫家人曾啓動對日索賠議案。申泮文是中國第一個提出愛國主義教育的人,在他的帶領下,我們當時對日索賠議案的主旨是建立一個基金,讓中日兩國的中學校長和教師長期互訪,從教育和文化開始,然後做更多促進中日和平的努力。材料都在這裏。後來我們暫停了。
記者:爲什麼會暫停?
張元龍: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凡是到日本索賠的人,都受盡了屈辱,並且倍感傷心。我們爲什麼不能在中國建立專門處置對日索賠的專事法庭?最近有報道說,潘家峪慘案中受害的一千多人的後人,已經開始在中國法庭申請索賠。這就是一個進展。第二,我們的索賠需要大量的證據。因爲當時是私立校,而現在是公立校,財產過渡的證據,沒有相關部門的配合,我們是做不到的。第三,索賠不能只是金錢的補償,很多的傷害,尤其這麼長時間的傷害,不是金錢能夠彌補的。必須得對當年的罪行有追究,賠償的結果是能夠保證歷史的悲劇不再發生。當年,張伯苓在得到南開被炸的消息時說:“教育是立在精神上的,而不是立在物質上的。”我們現在的索賠也應該如此。我們保留着隨時向他們的罪行追償的權利。
記者:《中日聯合聲明》中有明確表示放棄索賠的條款,那南開索賠的依據是什麼?
張元龍: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裏有一句話,就是日本對中國造成的損害要進行深刻的反省,也就是對戰爭是要追責的。我認爲,放棄索賠的依據就是當時毛澤東主席提出的一分爲二的理論,就是把軍國主義和日本人民分開,爲了減少日本人民的負擔而放棄戰爭賠償。從1972年的聯合聲明到1978年的《中日友好條約》再到1998年的《中日聯合宣言》,它們的基礎都是日本不再走軍國主義道路。
但是,從1982年教科書事件,到1985年、2001年中曾根、小泉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再到2010年的釣魚島爭端,這一系列事件已經可以看出日本一步步走向軍國主義復活的險境。我覺得,那麼,聯合聲明、友好條約、聯合宣言的基礎就沒有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完全有權利要求對戰爭的責任進行追究,完全有權利進行索賠。還有值得注意的是,當年,《中日聯合聲明》中方草案第七條這樣寫着:“爲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放棄對日本國要求戰爭賠償的權利。”但是在最後聲明正式發佈時,原來草案中的“權利”二字已經換成了“要求”。一詞之差說明,我們放棄的是動作“要求”,而保留的是固有的“權利”。也就是我剛纔說的,南開保留着隨時向戰爭罪行追償的權利。
挖掘歷史真相期待日本反省
記者:正如您所說的,日本政府近年來一貫掩蓋侵略歷史,最近,更有修憲及解禁自衛權等事件的出現,在此背景下,您認爲中日關係的未來走向如何?
張元龍:我要說一件屬於揭祕性質的歷史事實。2013年8月6日,日本下水了一艘直升機驅逐艦,無論在噸位還是在技術上,它都超過了英國和西班牙等國的現役航母。更重要也更微妙的是,它叫“出雲號”。早在1896年,拿中國滿清政府的鉅額賠款建造的一艘裝甲巡洋艦,就叫“出雲號”。在淞滬會戰中,這艘“出雲號”用大炮轟擊上海城區。最後,南開中學畢業生、空軍飛行員沈崇誨,用自殺式轟炸的方式將其重創。
這個歷史事實的另一條線是,俄國有一艘巡洋艦叫“瓦良格號”,1904年2月9日遭到日本海軍的襲擊後自沉。而襲擊“瓦良格號”的就是由“出雲號”裝甲巡洋艦爲旗艦的日軍艦隊。前蘇聯建國後,又建了一艘航空母艦還叫“瓦良格號”,而這個“瓦良格號”就是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艦”的前身。
而且,全世界都知道,8月6日是廣島原子彈爆炸的日子,被特意命名爲“出雲號”的直升機驅逐艦選擇這一天下水,再聯繫甲午戰爭——沈崇誨——“瓦良格號”——“遼寧艦”……其用心耐人尋味。
今天我說這件事的目的,就是提醒我們一定要正視日本軍國主義正在復活這個現實。日本政府至今沒有對侵華戰爭作過深刻反省並承擔應負的責任,中國與日本間的戰爭賠款問題也沒有真正解決。如果這些問題都不解決的話,不管釣魚島問題,還是東海問題,都將缺少互信的基礎。
我們要積極挖掘歷史真相,希望獲得日本有識之士、熱愛和平的人士的共識。我們挖掘、思考的這些東西應該能夠啓發中日兩國的政治家和精英的智慧和良知。我的看法,日本要自省,中國要自強。在對日索賠案中,還沒有一個文化教育機構爲訴訟主體的索賠。我希望通過南開索賠議案的推進,以文化和教育的方式,開啓與日本以及世界進行深層溝通的渠道。這些話、這些事必須要說要做,並且要把它當做歷史記載下來,要讓親歷者、親聞者的記憶,成爲歷史的記憶,成爲國家和民族的集體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