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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的貴、空氣差、房價高、交通堵……這是在北京『漂著』的年輕人的切實感受。即便如此,北京常住外來人口十年間還是增加了472.9萬。不少年輕人,懷揣對幸福生活的向往,來到北京這個大城市,盡管最終他們可能成不了『北京人』,但北京依然是離夢想最近的地方。
『北京戶口不是一個必需品』
周五下午5點從公司出門,乘一次公交,轉兩次地鐵,再轉乘一次火車,晚上9點到家,全程4個小時。
每隔一周,董先生都要這樣走上一趟,回到河北保定高碑店的老家看看剛出生不久的兒子。
董先生,27歲,2011年通過校園招聘來到北京市昌平區沙河鎮北汽福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皮卡事業本部營銷公司。
當時北汽福田和三一重工都錄用了他,因為『三一』重工工作地點在上海,離家太遠。董先生選擇了離家較近的北汽福田,『同時北汽福田還口頭承諾有解決北京戶口的機會』
衝著這兩點,董先生在北京『落腳』了。機械自動化專業畢業的他,沒有從事相關『設計』方向的工作,直接進入了營銷公司,每天在廠商和4s店間穿梭忙碌。
早上8點20上班,中午12點休息,午餐40分鍾,12點40上班,一直到下午5點下班,晚餐後,還要繼續加班工作,『我們幾乎每天都這樣』董先生已經習慣了這樣的工作節奏。就連媳婦生小孩時,他都還在忙工作。說起這事,董先生覺得特別『對不住』媳婦。
2014年2月5日是董先生妻子的預產期,1月23日他被派到山東濰坊開年終總結會,『當時就想著,山東離河北也不遠,即使她那邊有情況了,我再趕回來也來得及』。
可沒想到,就在到達濰坊的當晚,董先生妻子『有了反應』,等他再回家,孩子已經平安出生了。
如今兒子半歲了,妻子偶爾也會拿這事跟他開玩笑,『但也只是開玩笑而已,從來沒有因為兩地生活,跟我真生氣。』董先生慚愧之餘也有欣慰。
董先生的父母,也很支持他在北京工作。
父母認為,北京這種大城市與家裡的小城相比,薪資待遇、生活條件、工作環境、發展空間等方便都相對比較優越。
『在縣城工作,每月拿到3000左右已經非常高了,而且很多小廠還不給上社保,而北京待遇要高很多,各方面福利保障也比較成熟』董先生對父母的想法也十分認同。
現在董先生昇了職,薪水也翻了好幾倍,住在公司免費提供的宿捨公寓裡。四人一間,有電視、有空調,每個樓層都有洗手間和洗澡間,電費、水費、網費全免,『十兆的光纖帶寬,打游戲特別快!』話語間,董先生露出了滿意的微笑。
雖然現在公司一直沒有幫他解決北京戶口問題,但董先生沒有過分的奢求,『北京戶口不是一個必需品,有更好,沒有也沒啥,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董先生的公司提供的北京落戶也是先落『集體戶』,想轉為『個戶』,就得先在北京買個房子,『對我來說,買個房子父母不來住,我又住公司集體宿捨,我媳婦也不會過來。那樣,房子就真成了一個裝戶口的盒子了。』
『買車搖號也有很多途徑,辦一個北京工作居住證就解決啦!』
對於落戶北京可以解決子女在京上學的問題,董先生更是不以為然,『20年後還不知道什麼樣呢?』
『趕在限購和漲價前在北京買了房』
一個人、一箱行禮,來北京的第一晚,就險些露宿街頭,最後只得借住在朋友家。
來自河南南陽的王先生對於北京的第一印象就兩個字:『頭疼』。
隨後,『頭疼』依舊。
新入職的北京單位不提供住宿,哪裡也不認識的王先生,只得『上杆子巴結』兩同事求合租。房子有著落了,房租又成了問題。
當時每個人的房租是300元,而王先生見習期的工資纔800元。『即使轉正後,一個月也就一千五六的收入,還不如在原單位的一半多。』
對於領導給予的這次『北京工作機會』,王先生滿腹委屈。
『當時生活太苦了,遠遠不如我在三線城市舒服,我在鄭州有很好的工作,單位待遇好,吃的是自助食堂,住的是三星級標准的宿捨』。
唯一一個可以給予王先生少許安慰的『戶口』期盼,一打聽,也基本『幻滅』了,『我不是應屆生,而且還是本科學歷,根本不符合北京市的落戶要求。』
王先生開始動搖了,多次跟原單位領導申請調回。但原單位領導勸他說,『你在北京呆三年,三年之後如果你要回來,我們依然歡迎』。
就這樣,王先生硬著頭皮留了下來。起初幾年,加班、熬夜、出差、節假日無休是常有的事。
也正是這段『艱苦』的經歷,讓王先生的人生閱歷更加豐富,工作能力、業務水平得到了快速提高,用他自己的話說,『我事業的高峰期就是那幾年。』
2006年,王先生拿出自己全部積蓄並貸款20萬在北京通州買了自己第一套房。
2008年,來北京的第五年,王先生買了自己的第一輛車……
2012年,來北京的第九年,王先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說起在北京的這些年,王先生不禁感慨,雖然開始是艱辛的,吃住行都不適應,但自己還是幸運的,『趕在2010年北京房價大漲並出臺限購政策前把車房都買好了,而且戶口問題也意外的解決了』。
2012年,因為愛人博士後期滿出站,作為家屬,王先生可以隨妻子一起把戶口遷到北京。知道這個消息後,王先生當時最大的感受就是意外,『沒托關系沒花錢,戶口就這樣解決了,當時身邊的朋友都覺得我很幸運。』
而此時的王先生對於當年那個『期盼』已不再那麼看重。他告訴記者,現在變成了『北京人』也沒覺得跟以前有什麼區別,社保、醫療、公積金還是跟以前一樣的上繳和享有。
對於一歲多的兒子,他也沒想著讓其趕快去享用這個『幸運』——報個公立幼兒園,上重點小學,讀重點高中,考名牌大學——而是把孩子放在了唐山的岳母家裡,『准備初中以後再讓兒子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