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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9月16日,由中國科協、教育部、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及北京市政府聯合舉辦的2014年首都高校科學道德和學風建設宣講教育報告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吳良鏞、楊樂、楊衛三位院士以自己的經歷,爲首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6000多名研究生新生作了一場關於科學道德和學術人格養成的報告。
92歲的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吳良鏞院士一手拄柺杖,一手在工作人員的攙扶下,緩緩走上報告臺,用35分鐘的時間講完了以《志存高遠身體力行》爲題的報告。吳先生究竟講了些什麼?徵得吳良鏞先生的同意,本報今天摘發吳先生的報告,作爲一期特別的“開學第一課”,讓我們在吳先生真誠的言語中,真切體會大師的情懷與冀望。
中國擁有博大精深的傳統科學美德。戰國時齊於臨淄設“稷下學宮”,治官禮、議政事,著書立說,可以說是當時的高等學府與文化中心。其中已經蘊含了學術爭鳴、百花齊放的學術風尚。事實上,科學作風一直是在提倡的,例如各個學校制定的校訓很多都是這方面的至理名言。
我今天不講大道理,我作爲一個建築學人,自1946年執教於清華大學,至今已經68年,只想將一些通過自己親身經歷所得到的體會與同學們討論。
第一,理想與立志。一個人的一生不能沒有理想,立志是人一生不斷前進的動力。要思考我這一生到底想要做什麼?想要有何作爲?有何抱負和志趣?想要從事什麼專業?這在中學進入大學時必然要有所考慮,從大學進入研究生時代更需要進一步思考。立志往往並非一蹴而就,而是伴隨着成長的經歷、所見所聞所想而一步步頓悟、提升,當然,其中不可避免地會帶有一定的偶然性。我之所以選擇建築事業作爲一生的追求方向是與我青少年時的成長經歷有着密切關係的。我1922年出生於古都金陵,當時國家正值內憂外患,中國大地戰火連連,苦難深重。1937年南京淪陷,我隨家兄流亡重慶,於合川繼續中學學業。記得1940年7月27日高考結束的那天下午,合川城遭遇日軍空襲,大火一直燃燒至翌日清晨因降雨始息。我敬愛的前蘇州中學首席國文教員戴勁沉父子遇難。戰亂苦痛的經歷激發了我重建家園的熱望,最終斷然選擇進入重慶中央大學建築系學習。
第二,選擇。一個人的一生不知要走過多少“十字路口”,一個彎轉錯了就很難回到過去的志願,因此道路的選擇至關重要。人生中有太多太多的機遇、變遷,甚至有無限的偶然性,國家的發展、社會經濟的變遷,乃至家庭中的細小問題都會引人轉向,甚至改變一個人的命運。回顧我的經歷,有幾次重要的“十字路口”:1948年我經樑思成先生推薦赴美國匡溪藝術學院求學,1950年學成後,應樑先生信中說到的“新中國百廢待興”的召喚,力辭種種誘惑,毅然從尚爲英國盤踞的香港、在軍警挾持下取道回國,投身到百廢待興的新中國建設和教育事業中。現在想來,如果當時留在美國,便沒有此後幾十年在中國建設領域中的耕耘和收穫;1983年,我年滿60,從清華大學建築系主任的行政崗位上退下,當時張維校長邀請我前往深圳大學創辦建築系,我婉拒了他的盛情,堅持和一名助教,在只有半間屋子、一張書桌、兩個坐凳的條件下創辦了清華大學建築與城市研究所,如今已經整整30個春秋,30年中我與研究所的同志們共同開展了一系列人居環境科學的研究與實踐,當時若前往深圳,今生後期的工作則又會是另一番光景。類似的情況一個人一生不知要經歷多少,回顧過往,我自審之所以沒有“轉錯”大方向,很大程度上還是與早年“立志”相關。
第三,堅持。人生的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風順,遇到困難是堅持還是退卻?就我個人的經歷而言,不論是年少時讀書求學,還是年長後的研究與實踐,幾乎處處都有需要面對的困難,也難免遭遇挫折。年輕人很容易受到挫折的影響而氣餒,這裏希望與大家以宗白華之語共勉:“不因困難而挫志,不以榮譽而自滿”(宗白華《徐悲鴻與中國繪畫》),要立志、要選擇,在選擇的道路上更要有不懼困難的堅持。
第四,榜樣。一個人成長過程中的良師益友會起到重要的影響。我在求學的各個階段都幸得良師指點。1940年進入中央大學建築系後,師從我國建築領域的先驅鮑鼎、楊廷寶、劉敦楨、徐中等諸位先生。1946年自雲南抗日戰場回到重慶,又幸得樑思成先生賞識,獲邀參與協同創辦建築系。1948年經樑先生推薦赴美求學,師從世界著名建築大師伊里爾·沙裏寧。除了諸位“良師”,還有諸多“益友”作爲榜樣。植物學家吳徵鎰是2007年國家最高科技獎的獲得者,我在20世紀40年代即在清華園中與他結識。當時我們同居住在工字廳,隔院窗口相對。他當時公開身份是民盟成員,在1946年清華大學紀念聞一多被害一週年的紀念會上,他鞭笞時局,我後來參加“教聯會”的工作,與他多有往來,才初步辨明時局。吳徵鎰當時事實上是清華學生運動的領導者,後來去了解放區,解放前夕代表黨組織接收清華大學,並參與中國科學院的籌備等。他的一生,參與了革命運動,最終回到自己的學術抱負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們在爲學、爲人、爲事中給予我心靈上的感染,令我敬佩不已。
以上主要講良師益友的重要性。關於師生關係,我執教多年,頗有些切身體會。韓愈《師說》有云:“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這是老師最基本的職責。同時,他還有兩句話未必引起了太多注意,即學生也可以超過老師,“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這兩句話無論對教師和學生都非常重要,在學生剛入學時,老師可以發揮比較大的作用,進行啓蒙、指導與引領,若干年後,學生的學識能力不斷髮展,便不只是師生關係,而是學術事業上的戰友、同道。以我自己的經歷爲例,有件事值得一提,1999年國際建築師協會第20屆世界建築師大會在北京召開,我被委任科學委員會主席,負責起草大會文件,這一任務匆匆落在我身上,當時時間緊迫,又有其他任務,助手中只有一名學地理出身的博士研究生可以幫忙。當時的工作情況:我每天清早將晚上寫好的稿件交給他,由他在白天整理,晚上他再交給我,我繼續在深夜趕稿,如此往復,終於形成《北京宣言》。這一文件獲得大會一致通過,並認爲超出了“宣言”,被定名爲《北京憲章》。這也是國際建協自1948年成立至今通過的唯一憲章。它說明師生共同在重大課題中合作,教學相長,成爲共同戰線的摯友,推動學術的發展。這名曾協助我工作的博士生現在也已經成爲清華大學教授,建築與城市研究所的副所長。
第五,頓悟。回顧幾十年的學術人生,我深切地體會到科學理論的創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時刻保持對新鮮事物的敏感,不斷注意現實問題與學術發展的情況,進行知識累積、比較研究、借鑑啓發,逐步“發酵”,得到頓悟。我的學術道路上有以下幾個頓悟可以與同學們交流。
頓悟一:建築學要走向科學。
頓悟二:從“廣義建築學”起步,從建築天地走向大千世界。
頓悟三:“人居環境科學”的追求,有序空間與宜居環境。
頓悟四:人居環境科學涉及諸多學術領域,要走向科學、人文、藝術的融匯。
對於青年學人,我認爲理性上對科學道德、科學倫理等似乎不難理解,關鍵在於身體力行。現在社會輿論的各個方面對於科學道德和學風建設的宣傳屢見不鮮,相關的書籍、文章也很多,但是讓人痛心的是,學術不端、學術腐敗的現象仍時有發生,這些人也許並非對道理不理解,而是沒有切實地將其落實到一己的心靈與行動中。因而,我想強調的是,必須志存高遠、身體力行,從經典的哲理轉化爲一己之行動指南、行爲通則,唯有此,才能慢慢地內化爲屬於你自己的精神財富,並且會在逐步“頓悟”中加深體會,並不斷加強信念,持續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