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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北方網訊：從世界范圍來看，首都經濟圈是一個經濟現象，東京經濟圈經濟總量佔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左右，首爾經濟圈經濟總量超過了韓國的60%，而我國首都經濟圈的經濟總量僅佔全國的10%左右。
河北方面亟須發展經濟，北京方面亟須疏解非首都功能，天津方面亟須跟京冀協作發展，華北霧霾、水資源短缺嚴重影響區域發展，因此亟須形成區域聯動。
從『首都圈』、『京津冀經濟一體化』到『京津冀都市圈』，終於昇級到國家戰略層面的『京津冀協同發展』，這一過程從最初的雛形到今日箭在弦上，走過了比人們所能想到更長的時間，在這一漫長歷程後面，是利益的糾結，在這片人口稠密、區劃復雜的大地上，面對著發展水平的巨大落差，推行協同發展無疑是高難度動作。
協同十年未開花結果
梳理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歷史可見，三地融合的進程早已開始，卻始終難以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最早要追溯到1982年，《北京市建設總體規劃方案》中首次提出『首都圈』概念。2004年，國家發改委組織京津冀有關城市負責人，就『京津冀經濟一體化』的一些原則問題達成『廊坊共識』。
在近十年間，國家或地區層面出臺的相應規劃一直未斷，2005年，《北京城市總體規劃》提出京津冀應在多方面協作；2006年，『十一五』規劃中收入了京津冀區域發展問題，國家發改委正式啟動京津冀都市圈規劃的編制；2011年3月，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發布，提出『打造首都經濟圈』。然而，一系列規劃卻始終未見開花結果，其中的艱難和利益糾葛可見一斑。
真正的進展出現在2013年，習近平提出北京、天津應譜寫『雙城記』，並提出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2014年，習近平召開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座談會，京津冀協同發展被提到國家戰略層面。
概念表述各不同
京津冀三方到底希望在哪些方面協同發展呢？在各方表述中，規劃、產業、項目、土地、資源、資本、交通、通訊、信息、人口、水利、金融、商貿、稅收、財政、科技、旅游、教育、醫療、社保、服務、文化、生態、城鎮化等關鍵詞常常出現。這說明，京津冀協同發展涉及方方面面。在實際操作中，必然會涉及各方決策選擇的誰先、誰後問題，以及各方利益的取捨問題，產生認識上的矛盾和利益上衝突不可避免。
僅就圍繞『京津冀』這個概念，各方就有各自的表述。北京市傾向於使用『主動融入京津冀城市群發展』、『京津冀都市圈』、『協同建立京津冀大氣污染防治協調機制』、『京津冀區域經濟分工合作』等組合概念；天津市傾向於使用『京津冀都市圈』、『京津冀協同發展』、『京津冀務實合作』等組合概念；河北省傾向於使用『京津冀聯防聯控大氣污染』、『京津冀協同發展上昇為國家戰略』、『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大勢』、『積極促進京津冀經濟一體化發展』、『全方位深化京津冀合作』、 『京津冀都市圈規劃』、『京津冀城市群規劃』、『推進京津冀區域合作邁出實質性步伐』等組合概念。
三地發展極不均衡
數據顯示，北京、天津與河北三地總人口數超過1億人，三地總面積達21.6萬平方公裡。然而三地之間發展不均衡的問題，首當其衝橫亙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進程之前。
在2013年的人均可支配月收入上，北京3360元，天津2726元，河北1882元；在211大學數量上，北京26所，天津4所，河北則只有1所；在城鎮人口比率上，到2012年，北京和天津分別達到86.20%和81.55%，而河北卻只有46.80%；在央企數量上，總部在北京的有90家，天津與河北則均為0家……
盡管在發展水平上與京津相差甚遠，但河北有著京津所羡慕的土地空間，截止到2012年，每平方公裡上需要養活的人數，京津冀分別是1261人、1183人、386人。
天津城建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院長王振坡教授說，區域間合作講的是旗鼓相當，然而在京津冀三地之間，北京與河北之間差距很大，『北京與周邊地區的合作甚至還不如和上海、廣州的合作多，空間優勢並沒有在京津冀發展中發揮決定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區域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劉維新認為，北京、天津、河北這三個地區本來應該錯位發展，但是沒有錯位發展，形成的是互相制約而不是互相促進。京津冀協同發展中，河北相對落後，地位也比較尷尬。比如河北省各城市在定位上也較為雷同，沒有突出重點，應在一體化過程中重點選擇，根據區域自身突出重點。
北京社科院副院長趙弘認為，這種不均衡也是河北的優勢。在京津冀協同發展進程中，京津周邊區域的優勢主要就是生態優勢和成本優勢，但污染嚴重的河北，如今只能抓住房價、地價低的成本優勢。
為利益各自為政
『目前，人口增長給北京帶來了許多社會問題和政治壓力。』曾參與京津冀相關規劃調研工作的南開大學濱海開發研究院副院長劉剛教授說，在厘清產業、人口增量集聚的問題後，接下來北京除保留政治、文化、對外交流等首都功能外，逐步將非首都功能向外轉移和擴散。
但產業轉移就涉及到利益再分配，京津冀協同發展最大的難點還是在於體制問題，需要打破『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專家表示，對於地方官員來說，除了績效考核，最牽掛的就是地方稅收，在目前以地方為單元的財稅體制下，很難進行資源共享，『企業轉出去，地方就沒利益了。』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所長肖金成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就表示，導致京津冀三地無法進行深層次合作的根本原因是行政阻隔，由於地方官員只考慮地方發展，GDP政績觀作祟，三地各自為政。
中研普華研究員周曉波則坦言，多年來，京津冀為了獲取地方利益，長期實行自願壟斷、貿易保護、市場分割、自成體系的封閉政策，從而誘發城區系統生產建設中的重復布局和地區工業結構趨同。周曉波表示，缺乏公平、合理的區際利益協調機制是影響京津冀協同發展進程的一個重要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