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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北方網訊:由天津市委宣傳部、中央電視臺、天津廣播電視臺聯合攝製的大型人文紀錄片《五大道》“火”了。現在,不僅天津人在熱議“五大道”,外地人也因“五大道”而嚮往着天津。“五大道”這個獨特的街區,鱗次櫛比的“萬國建築”生長出近代中國與一座城市的傳奇。今天,我們依此尋覓,它究竟觸碰到了什麼,引起巨大反響?是什麼讓天津人的內心激流涌動,漾起了那許許多多難以言說的情感?
日前,我們走進天津廣播電視臺,與紀錄片《五大道》總導演祖光在長達三個半小時的交談中,試圖一點點走進這部紀錄片在拍攝過程中的思考與探索。
這個題材看上去很老,但它如同“春天的河面”
記者:現在,不僅天津人,包括外地人、海外華人都在電視上、網絡上看這部片子、聊這部片子,它在民間產生這麼大的反響,您想到了嗎?
祖光:沒有,我真沒想到。拍紀錄片的人都寂寞慣了,我們平時都是“潛”在土裏、水裏、書本里、史料裏,特能耐得住清苦和寂寞。
記者:這部紀錄片一經播出就這麼“火”,您現在想過這是爲什麼嗎?
祖光:這部片子是天津市委宣傳部、中央電視臺、天津廣播電視臺聯合攝製的,也是中央電視臺第一次和地方臺合拍一部紀錄片。央視曾經談到合作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五大道”這個題材佔盡先機,它看上去好像很老,但如同春天的河面,冰層下已經春潮涌動。
一直以來,我們對晚清歷史、民國曆史、九國租界這些話題諱莫如深。天津的近代歷史是我們民族心理上一個久久不能癒合的傷疤,人們不願觸碰它。這塊傷疤如果揭不好,就會流血形成新的傷疤。而另一方面,對於晚清、民國這段歷史的研究,在學術界又異常活躍。隨着我們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增強,我們開始有勇氣來正視這段歷史。同時,我們也需要用唯物史觀和科學的態度來回答學術界各種各樣的評論和猜測。現在看來,這段歷史在民間有着巨大的記憶儲存的能量,這裏蘊含着豐厚的文化積澱和人們的情感體驗。我想,這部片子的熱度源於它一下子打開了人們對於城市記憶的情感的閘門。
研究這座城市的生長,就是研究人類文化發展的活體標本
記者:大家對這部片子感受最深的一點就是“國際性”,即從西方學者的視角,從世界的角度看天津。
祖光:如何向世界講述中國天津這座城市的故事呢?這需要“國際化的表達”,一是從國際大視野,從世界文化發展的高度來看歷史;二是國際化的敘事策略。我們先談第一點。爲什麼有很多知名的國際學者在研究天津?因爲研究天津,就是研究中國整個的近代史;研究這個城市的生長,就是研究人類文化發展的活體標本。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認爲,文化的衝突與聯繫,在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上,不僅是一個簡單角色而且是一個重要角色,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衝突”。在學術界看來,天津爲研究和解決世界民族文化衝突提供了一個範本。天津城市文化的意義是世界性的,它具有獨特的“文化島”現象,這裏五方雜處,有租界文化、老城文化、碼頭文化……中西融匯但不合流,它既能夠包容外來文化,又對自己的文化有很好的堅守,呈現出多元文化共生的狀態。社會學家費孝通曾提出“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就是提倡人類要能夠生活在一個“和而不同”的世界,既能欣賞本民族的文化,還要欣賞異民族的文化,樹立“美美與共”的文化心態。在天津,就出現了這樣的文化現象。
記者:那麼,這部片子不僅呈現了歷史,也通過歷史展現了城市人文形成的軌跡。
祖光:法國哲學家福柯說過,重要的不是故事講述的年代,而是講述故事的年代。即在當下有沒有意義。天津是一個高度國際化的城市,它具有世界性的文化研究意義。
國際化表達,需要借鑑國際認可的講故事的“黃金分割線”
記者:這部片子好看,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特別會講故事,在過去與現在的時空穿梭中娓娓道來。
祖光:這就是我要說的國際化表達的第二點,借鑑了西方人能夠容易看懂的講故事的敘事結構和敘事策略。過去我們拍紀錄片是線性思維,我把它比喻成一根長壽麪,很容易讓觀衆產生疲勞。這次,我把我們的敘事結構比喻成“十八街麻花”,是螺旋式推進,在歷史和現實相互穿插的大開大閤中,不斷找到有效信息、有趣信息,用平行蒙太奇的方式推進,呈現出多維、立體的空間,讓觀衆參與進來,讓人們走進去徜徉。很多紀實美學、戲劇美學都參與其中的表達,很多生動的細節撥動了人們的生活體驗、情感體驗。
比如說在刻畫人物上,我們採訪了三四百人,在片子裏出現的有名有姓的165人。就一個人物而言,在幾十秒到一分鐘裏,必須完成三大功能:一是歷史事件、史實的呈現,二是人物的塑造,三是主題表達。三言兩語,一個人物就要躍然紙上、脫穎而出。三分鐘一個小高潮,五分鐘一個大高潮,一個故事最長不能超過八分鐘。這是國際認可的“黃金分割線”。過去,我們拍片子比較隨性,想多說的就會佔很長時間,這次充分吸收了這種國際化的表達方法,效果非常好。
三年八易其稿,架構、音樂、解說詞等都要精益求精地打磨
記者:此前,媒體曾披露,這部片子三年八易其稿。一部紀錄片拍三年,這個時間是不是很長?
祖光:從我接到拍攝任務到製作完成,花了整整三年的時間。在國內拍一部紀錄片,超過兩年的都不多。因爲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拍一部片子的時間過長,他就會失去更多的發展機會。但在國外,一部好的紀錄片,記錄人類歷史、文化史、科學史的傳世之作,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窮極一生來做。現在的社會太浮躁,電視界裏需要有思想、責任、擔當的文化堅守者。
記者:三年八易其稿,您舉個例子說說這裏面都下了哪些功夫?
祖光:拍攝的過程,也是我們不斷學習的過程,我收穫很大。比如說第一集“開埠”,原先叫“局變”。“局變”取意於李鴻章將當時中國社會發生的變化稱之爲“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隨着拍攝進程,我們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越發感覺“局變”帶有濃烈的感情色彩,它反映了處在大清末世的李鴻章的文化心理。今天,我們應當站在大文化、大歷史觀中,平和、客觀地去看待歷史。片子都製作到後期了,我們纔將“局變”改爲不帶有感情色彩的、陳述事實的“開埠”。
記者:觀衆對片子中的音樂、解說詞都讚譽有加,這些都是怎麼打磨出來的?
祖光:我們製作音樂的團隊,一次次走進五大道,不斷尋找音樂創作上的靈感。你們注意到了沒有,音樂中有天津時調的元素,有西洋音樂的元素,我們還要通過音樂體現出歷史的厚重與傳奇的味道。解說詞也是經過撰稿人、分集導演等不斷地打磨。
記者:您是不是很有“五大道”情結?
祖光:我1955年就出生在“五大道”中的常德道,我在那裏一直生活到1985年。兒時我爬過的家門口的那棵棗樹,依舊是我最開心的童年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