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面向人類共同利益的協作式司法最大範圍地打擊貪腐，造就“反腐無國界”之理想反腐制度條件，必將令腐敗分子走投無路、無所遁形

　　20日，外交部發言人介紹，中國正進一步加大在海外的追逃追贓工作，截至今年9月，我國已先後與63個國家締結雙邊刑事司法協助條約，共同打擊貪腐犯罪。此舉表明，在現代民主法治條件下，法治反腐與跨國刑事司法合作逐漸構成更加嚴密的“制度之籠”，對腐敗分子“雖遠必誅”。

　　法律有國界，受限於主權範圍，這給了少數腐敗分子逸出法網的可乘之機。儘管我國對腐敗分子擁有不限於時空進行刑事追訴的正當權利，卻由於在海外實際行使的困難，造成了反腐制度之籠的超限和脫節。近年來，隨着中國法治體系的日趨完善，以及在世界範圍內“負責任大國”的崛起，海外反腐合作格局不斷拓寬。

　　此次跨國刑事司法協助體系的建構，有效擴展了中國國內反腐法治體系的效力範圍。而外國政府合作意向的增強，也有其理性基礎。首先，腐敗是全世界共同難題，是對全人類道德與利益的嚴重損害，拒絕反腐合作違背普遍正義；第二，合作以互惠爲原則，以刑事司法協助體系覆蓋更廣泛國家與地區，有利於各國反腐成效的共同改進；第三，雙邊刑事司法協助條約可以爲某些價值或制度差異做出特別安排，比如政治庇護或死刑適用問題，而不影響整體上的反腐合作框架。

　　從我國改革開放30餘年來的法治發展來看，無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立法成就，還是行政法治與司法治理的執法體系進展，都有着兩種背景性因素的強大驅動：一爲反腐，打造廉潔政府，鞏固黨的執政根基；二爲善治，建設公正理性政府，實現自由與秩序的再均衡。兩者彰顯出“治理現代化”的辯證綜合邏輯。反腐是善治的必要政治前提，腐敗叢生顯然無法開展任何有意義的正面治理，而善治是反腐的制度目的，亦可反哺於反腐的制度成效及其鞏固。

　　某種意義上，海外反腐只是中國整體法治反腐事業的“第二戰場”，且主要處理腐敗的“存量”問題，是對既有腐敗行爲的合法追懲。與之相比，國內反腐則具有抑制腐敗“增量”和改善內政治理的全面法治意義。個案性的反腐是治標，是對“存量”的有效清理，而構建制度之籠，一手抓反腐，一手抓善治，則是治理腐敗的治本之策，是要清理腐敗的制度土壤。

　　法治反腐已成爲社會各界的政治共識與治國方略。長期以來，腐敗成爲危及執政基礎、損害改革轉型正義與成果公平分享、破壞官民互信的政治毒瘤。中國刑事法治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即是爲了因應腐敗的蔓延與惡化態勢。正在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之所以引起全社會關注，是因爲這是中國改革史上的“法治全會”。這是一次融合“反腐”與“善治”雙重目標、服務於“治理現代化”整體事業的重大改革決斷。

　　此次“內外聯動”，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全面打造“制度之籠”，通過跨國刑事司法協助體系克服“法治有國界”的主權限度，以面向人類共同利益的協作式司法最大範圍地打擊貪腐，造就“反腐無國界”之理想反腐制度條件，打造出法治反腐的無縫天網，必將令腐敗分子走投無路、無所遁形。

　　(作者爲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