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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教師節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去北師大、見師生代表,說:我很不希望把我們一些非常經典的古代的詩詞文化、散文都給去掉,加入一堆什麼西方的東西,我覺得去中國化是很悲哀的。這些詩詞都好。從小就嵌在學生的腦子裏,成爲終生的民族文化基因。
總書記這一番委婉沉重又意味深長的話,直指當下中國文化教育乃至思想領域一種很悲哀的現象:中國的好壞要靠西方的標準來衡量。只要涉及到詞彙概念,必稱希臘語如何如何說,拉丁語如何如何說;只要涉及到思想觀點,必稱康德如何說,黑格爾如何說。——這種用別人的文化標準,來衡量我們自己生活對錯的邏輯,即便說得再高明、再有學問,也是籠罩在別人文化之下討說法,用別人的標準判斷我們對錯的依賴心理。
這種現狀不改變,文化自強自立的願望就永遠無法實現,從文化大國到文化強國的的跨越就無法完成。
我就一直弄不明白,難道《伊索寓言》中“農夫與蛇”,就比中國古代“東郭先生與狼”高明麼?比較而言,我覺得遠不如我們自己的故事更鮮活、更有趣味。
其實,中小學生古詩文的去留,不僅僅是知識量增減的問題,這是重拾傳統、重構中國人自己的話語表意體系,重新找回迷失已久的話語權問題。
中國人說話,喜歡引經據典,常用“子曰詩云”,習總書記兩年前履新,代表政治局常委與中外記者見面,十分鐘演講還要引《詩經》一句“夙夜在公”。
引經據典的好處之一:可以避免自以爲是。
孔子說:“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四句話,意思有些相近:不要主觀臆測,不要一定如此,不要固執己見,不要自以爲是。既要表達思想,又不要張口閉口“我發現,我以爲,我覺得”,凡事都以主觀論斷的“我”爲中心。那怎麼辦?就說“子曰”、說“詩云”,引古人之言。
引經據典的好處之二:經典具有權威性。
古聖先賢說的話,還不夠有說服力麼?五千年中華文明的歷史,有時一百年、有時甚至幾百年才能出現一個人中龍鳳,這些古聖先賢,他們用一生的學識、一生的經驗、甚至一生的教訓,總結出那些人生智慧,傳給了後人。後人用得好、再傳,傳了、再用,反反覆覆,直到今天。試問,用一個民族積累了五千年的智慧,指導我們的百年人生,還不夠用麼?
引經據典的好處之三:“經者,常也,言常道也。”
所謂經典,談的是人生尋常日用的恆常道理,最接地氣,最宜於指導我們的生活。好比儒家的論題,很多是超越時代、不關政治、甚至與倫理無涉的問題。比如重視學習、立志養氣的說法,“吾與點也”、“繪事後素”等等。自然科學要不斷推陳出新,否定之否定;但人文社會科學往往關注的是人生永恆主題。只要人類還在、民族還在,這種文化,就不會失去意義。
引經據典的好處之四:經典,是一個民族共同的語言環境,是一個民族使用頻率最高的文化用語。
當我們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當我們說“學而時習之”,不用翻譯,大家都懂。而有些人非得用西方的人物和話語來表達,有時不過是“以艱深文淺陋”罷了,甚至是拉大旗作虎皮罷了,是掛“羊(洋)”頭賣狗肉而已。
其實,引經據典、子曰詩云的最重要價值在於:
語言是思維的載體,語言是思想的符號,沒有無思想的語言,也不存在無語言的思想,連不說話也是一種態度,而一旦你說話:說什麼話,就代表着你用什麼文化思維想事;說什麼話,就代表着你的語言文化背景是什麼。
《詩經·邶風·旄丘》中有幾句詩,是詩三百中,洗盡鉛華之後最智慧的人生警句:“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意思是,你與什麼樣的人交往,意味着你處在什麼樣的環境。我們能否長久地屹立於世界優秀民族之林,就看一看我們是否依託於本民族悠久的傳統文化。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要警惕“去中國化”現象,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要重新建構起我們自己的語言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