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主講人】肖冬鬆,現任國防大學馬克思主義教研部主任(正軍職),少將軍銜,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
【講座主題】把學習貫徹“四個全面”引向深入的若干思考
【內容摘要】
一、從基本內容看,要深刻把握“四個全面”部分與整體的關係即“點”與“面”的關係,在認清每個“全面”的歷史發展和具體內涵的基礎上,着力把握“四個全面”的形成過程及其整體聯繫。
二、從地位作用看,要深刻把握“四個全面”與習主席系列重要講話科學體系的關係,在全面學習領會習主席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基礎上,着力把握“四個全面”是其核心和主體內容,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最新成果,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飛躍,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行動綱領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理論指導和實踐指南。
三、從事業佈局看,要深刻把握“四個全面”戰略佈局與“五位一體”總佈局的關係,在深刻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總體謀劃與要求基礎上,着力把握“四個全面”是主要矛盾和重點工程,是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戰略抓手。
四、從目的效果看,要深刻把握“四個全面”的學習領會與實際運用的關係,在深化理論學習武裝頭腦基礎上,着力把握“四個全面”的實踐轉化,推動工作、推進事業。
【講座全文】
“四個全面”是繼“中國夢”之後習主席提出的又一個具有全局性、總體性的重大命題,是習主席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標誌性成果。學習貫徹習主席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核心的就是學習貫徹“四個全面”。在當前形勢下,如何把學習貫徹“四個全面”引向深入,我談四點看法。
一、從基本內容看,要深刻把握“四個全面”部分與整體的關係即“點”與“面”的關係,在認清每個“全面”的歷史發展和具體內涵的基礎上,着力把握“四個全面”的形成過程及其整體聯繫。
首先要看到,“四個全面”中的每個“全面”都不是一時提出來的,而是有其自身的歷史發展和豐富內涵。
第一個全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小康社會是中國傳統思想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指的是生活比較穩定、寬裕的一種社會狀態。改革開放以後,鄧小平借用“小康社會”來描述和界定中國現代化發展的一個特殊階段。1987年黨的十三大提出了我國經濟發展的“三步走”戰略,其中有三個基本指標:一是解決溫飽問題,這在1987年前後已經解決;二是到2000年前後,使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三是到2050年前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基本實現現代化。2000年前後,我們完成了小康指標。2002年召開的黨的十六大明確指出,經過努力,我們勝利實現了“三步走”戰略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標,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下一步怎麼辦?黨的十六大指出,我們要緊緊抓住20年時間,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並提出了四個方面的目標任務。黨的十七大進一步強調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並把目標任務拓展爲五個方面。在這些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基礎上,黨的十八大根據形勢發展,明確提出並深入闡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
這個戰略目標的鮮明特點是突出強調了涉及人羣和領域的“全面性”。全面小康,核心就在全面。這個“全面”,一方面體現在覆蓋的人羣是全面的,絕不能讓一人一地掉隊,特別是貧困地區、少數民族地區、蘇區老區的百姓羣衆,要讓全體人民共享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成果;還有一方面體現在涉及的領域是全面的,黨的十八大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總佈局,同時根據這五個基本領域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具體指標和任務要求,充分體現了涉及領域的全面性。
第二個全面是“全面深化改革”。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也是推動社會發展最深厚的動力。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揭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標誌着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啓動;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對由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作出了總體規劃,標誌着改革開放進入制度創新新時代。
從1993年至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我國改革開放經過近20年的發展,取得巨大成就,同時也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面臨着與過去相比更大的機遇、風險和挑戰。所謂進入攻堅期,主要是針對問題而言的,當前存在的問題有兩個鮮明特點:一個是,面臨的都是深層問題,難以解決的問題。習主席曾生動地說,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好吃的肉都已吃掉,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既然是深層問題,進行一般的改革是不行的,必須要深化改革。另一個特點是由第一個特點派生出來的,由於面臨的都是深層問題,因此,這些問題關聯度強,盤根錯節。關係前途命運的根本問題、影響改革發展的關鍵問題、羣衆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社會高度關注的熱點問題相互交織,相互纏繞,以至於解決一個問題,就會牽動十個問題。這個特點決定了現階段的改革不是針對某個問題的“點”的改革,而是針對“面”的整體性改革,是全面的深化的改革。習主席明確指出,我們不是要推進一個領域改革,也不是推進幾個領域改革,而是推進所有領域改革。另外,當前我國改革不僅進入攻堅期,還進入深水區。既然進入了深水區,僅僅依靠改革開放之初的“摸着石頭過河”就不行了,必須要對改革進行深度研究、全面籌劃和頂層設計,這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涵。
正是在此基礎上,黨的十八大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並列一起,共同作爲奮鬥目標。2013年11月,我們黨召開十八屆三中全會,專題研究如何貫徹十八大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任務,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思想、重大決策和重大部署。比如,我們必須通過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決我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要進一步解放思想、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進一步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以經濟體制改革爲重點,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要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爲出發點和落腳點等;另外,還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國防和軍隊、黨的建設等方面,具體部署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務和重大舉措。全面深化改革的提出,是改革進程本身向前拓展提出的客觀要求,體現了我們黨對改革認識的深化和系統化。
第三個全面是“全面依法治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對依法治國高度重視。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的一個星期,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就明確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問題,後來這四句話被寫進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成爲法治建設的16字方針,新時期的法治建設開始啓動。1997年,黨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國”確立爲“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明確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戰略任務,法治建設全面推進。此後,黨的十六大強調,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並認爲這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根本所在。黨的十七大強調,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要全面落實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黨的十八大對這些法治思想和法治實踐進行了總結提升,強調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明確提出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當然,黨的十八大在闡述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時只是提出了一些原則性觀點和要求,並沒有展開。2014年10月,我們黨召開十八屆四中全會專題研討這個問題,並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個《決定》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定爲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具體來說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形成完備的法律規範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這些新觀點新思想新舉措,表明我們黨對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有了更加系統完整的規劃,對治國理政的規律有了更加深入準確的把握。
第四個全面是“全面從嚴治黨”。歷史和現實都表明: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不管在什麼時期,都把黨的建設放在突出位置。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狠抓自身建設,取得顯著成果,但也面臨着一系列新挑戰新問題。概括地說,新形勢下,黨面臨着長期而複雜的四種考驗即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面臨着突出而嚴峻的四種危險即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羣衆危險、消極腐敗危險。
正因爲如此,黨的十八大強調指出,要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全面加強黨的五大建設即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反腐倡廉建設、制度建設,增強四種能力即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增進黨和人民羣衆的血肉聯繫,確保黨始終成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黨的十八大圍繞這個目標,提出了八項任務。關於黨的建設的任務,黨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報告都是寫了五個方面,黨的十七大寫了六個方面,而黨的十八大寫了八個方面,由此可以看出新一屆黨的領導集體對這個問題的高度重視。黨的十八大以後不到一個月,中央就制定出臺了八項規定,發出了正風肅紀、從嚴治黨的強烈信號;2013年6月,在全黨部署開展以“爲民務實清廉”爲主要內容的黨的羣衆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這次活動按照習主席的說法,以解決問題開局亮相、以正風肅紀先聲奪人、以專項整治尋求突破,對“四風”問題進行大排查、大檢修、大掃除,取得了明顯效果。這以後,習主席又在許多重要場合着重強調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問題,提出了好乾部五條標準、三嚴三實等一系列重要思想,爲從嚴治黨指明瞭方向。2014年10月,習主席在黨的羣衆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首次明確提出了“全面推進從嚴治黨”並進行了總體部署,提出了八個方面的要求:第一,落實從嚴治黨責任;第二,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建黨緊密結合;第三,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第四,堅持從嚴管理幹部;第五,持續深入改進作風;第六,嚴明黨的紀律;第七,發揮人民監督作用;第八,深入把握從嚴治黨規律。這些觀點、要求和舉措,把新形勢下從嚴治黨的認識和實踐推進到了一個新階段、提升到了一個新高度。
上面講了每個“全面”的歷史發展、豐富內涵和戰略意義。要看到,“四個全面”以每個全面爲基礎,但又不等於每個全面的機械相加。它作爲一個整體,有其形成發展過程,也有其自身的內在聯繫和豐富內涵。黨的十八大報告第三部分的標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實際提出了兩個全面,這兩個全面在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2014年10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依法治國作爲一個整體加以思考和統籌,實際提出了三個全面。關於這一點,習主席在談到這次全會作出的《決定》時指出,全會《決定》的起草突出了五個方面的考慮。第一個就是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貫徹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工作部署,體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三個全面”的邏輯聯繫。
2014年12月13日至14日,習主席在江蘇調研時把這“三個全面”和在2014年10月黨的羣衆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提出的“全面推進從嚴治黨”聯繫在一起,第一次提出了“四個全面”的重大戰略思想。習主席說:“要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主動把握和積極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
此後,習主席又在許多重要時機和場合多次闡述“四個全面”。據不完全統計,從“四個全面”首次提出到目前爲止,習主席先後20餘次提到並闡述了“四個全面”,其中比較重要的有以下幾次:
一是2014年12月31日習主席在全國政協舉行新年茶話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表述,把此前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改成了“全面依法治國”,去掉了“推進”兩字,使“四個全面”在表述上更加簡潔精練。
二是2015年1月23日習主席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指出:“我們提出要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當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中必須解決好的主要矛盾。我們既要注重總體謀劃,又要注重牽住‘牛鼻子’”。我理解,這裏所講的總體謀劃主要指黨的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體”總佈局,這裏所講的“牛鼻子”,指的就是“四個全面”。這一論述爲我們理解“五位一體”總佈局與“四個全面”戰略佈局的關係指明瞭方向。
三是2015年2月2日習主席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學習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提出並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佈局。這個戰略佈局,既有戰略目標,也有戰略舉措,每一個‘全面’都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的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三大戰略舉措。”這段講話不長,但意義重大,着重闡明瞭兩項內容:一個是,“四個全面”不僅是重大戰略思想,還是戰略佈局,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定位。另一個是,準確揭示了“四個全面”的整體聯繫,即“四個全面”是一個戰略目標與三個戰略舉措的關係。
四是2015年2月11日習主席同黨外人士共迎新春時的講話中指出:“‘四個全面’的戰略佈局是從我國發展現實需要中得出來的,從人民羣衆的熱切期待中得出來的,也是爲推動解決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提出來的。”這“兩個得出來”和“一個提出來”,深刻闡述了“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提出和形成的現實基礎和緊迫性、必然性。
五是2015年3月29日習主席在海南會見博鰲亞洲論壇第四屆理事會成員的講話中指出:“四個全面”的戰略佈局“是中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治國理政方略,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保障。”這裏明確提出了一個重要思想,即“四個全面”不僅是重大戰略思想、是戰略佈局,還是新形勢下中國的治國理政方略,我們要從這三個方面的統一中來準確把握和理解“四個全面”的戰略地位。
六是2015年4月28日習主席在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暨表彰全國勞動模範和先進工作者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四個全面”的戰略佈局,“確立了新形勢下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戰略目標和戰略舉措,爲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了理論指導和實踐指南。”這裏對“四個全面”的指導作用進行了明確定位,他不僅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的理論指導和實踐指南,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理論指導和實踐指南。
可以看出,在這些論述中,習主席全面系統深刻地闡述了“四個全面”形成發展的歷史條件、現實基礎和客觀必然性,闡述了“四個全面”的內涵、實質、地位和作用,闡述了“四個全面”與其它方面的關係。這些是我們學習貫徹“四個全面”需要把握的最基本內容,也是進一步探討研究“四個全面”一系列問題的思想基礎和理論依據。
二、從地位作用看,要深刻把握“四個全面”與習主席系列重要講話科學體系的關係,在全面學習領會習主席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基礎上,着力把握“四個全面”是其核心和主體內容,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最新成果,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飛躍,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行動綱領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理論指導和實踐指南。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主席立足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主題,圍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宏偉目標,特別是圍繞如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個戰略目標,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這些新思想、新觀點,從實踐層面看,涉及社會生活各領域,貫穿改革發展穩定各環節,涵蓋治國理政各方面;從內容層面看,揭示了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矛盾問題的破解之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發展之道,重振民族雄風重塑民族輝煌的復興之道;從邏輯層面看,相互區別、相互聯繫、相互貫通,初步形成了一個科學體系。這個科學體系包含着豐富的內容,比如,以造福人民、務實創新、問題導向、學習實踐爲基本內容的立場觀點方法論,以中國夢爲引領的奮鬥目標論,以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爲堅定指向的發展道路論,以“四個全面”爲事業抓手的戰略佈局和治國理政方略論,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爲指導的安全保障論等。這些豐富內容是立場觀點方法、具體理論、具體觀點的有機統一,是基本理論原則、根本思想指導、重大戰略策略的有機統一。其核心和主體內容是以“四個全面”爲事業抓手的戰略佈局和治國理政方略論。
“四個全面”集中展現了習主席和黨中央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最新成果,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飛躍。之所以做出這樣的評價,一方面是因爲“四個全面”在許多重大觀點上實現了新的突破,如第一次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定位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鍵一步”;第一次將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確定爲“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第一次將全面依法治國與全面深化改革緊密聯繫在一起,強調它們是“姊妹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鳥之兩翼、車之雙輪”;第一次爲全面從嚴治黨標定路徑,要求“增強從嚴治黨的系統性、預見性、創造性、實效性”,鍛造我們事業更加堅強的領導核心等;還有一方面也是更爲重要的一個方面是,這些重大觀點的突破不是零碎的、孤立的,它們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新的思想體系,新的治國理政方略,新的戰略佈局,新的實踐體系,從理論和實踐上豐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飛躍,成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理論指導和實踐指南。
三、從事業佈局看,要深刻把握“四個全面”戰略佈局與“五位一體”總佈局的關係,在深刻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總體謀劃與要求基礎上,着力把握“四個全面”是主要矛盾和重點工程,是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戰略抓手。
推進當代中國發展進步,不僅要有明確的目標和道路,而且還要圍繞這個目標和道路進行總體謀劃,形成事業發展的總體佈局。對於這個問題,我們黨有清醒認識和高度自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工作重點的轉移,在此基礎上,黨的十二大提出了逐步實現四個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爲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奮鬥目標。與此目標相對應進行了總體部署,提出了最早的“三位一體”,這就是物質文明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黨的十三大突出的理論貢獻是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如果從總佈局角度看,它的一個突出貢獻是提出了標準形態的“三位一體”,爲以後總佈局的豐富發展奠定了基石。黨的十三大提出了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把我國建設成爲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奮鬥目標,與此目標以及當時的改革形勢相適應,提出了建立和發展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體制的任務,實際提出了“三位一體”總佈局。黨的十五大把經濟、政治、文化體制改革的“三位一體”拓展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並圍繞這三大建設提出了基本目標和基本政策,構成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形成了內涵更爲豐富的“三位一體”的總佈局。2006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作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決定,把和諧社會建設提升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佈局的地位。在此基礎上,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基本目標和基本政策,構成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新的基本綱領,形成了“四位一體”的總佈局。在此基礎上,黨的十八大又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其中,提出了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總佈局。
黨的十八大提出的總佈局,明確了五個領域建設發展的基本目標和基本政策,爲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指明瞭方向。現在爲什麼又要提出一個戰略佈局,這個戰略佈局與總佈局之間是什麼關係?在學習貫徹“四個全面”過程中,許多人都提出了這樣的疑問。我覺得認清這個問題,也是把學習貫徹“四個全面”引向深入的一個重要方面。
要看到,總佈局本質上反映的是總體設計、總體謀劃。黨的十八大在提出“五位一體”總佈局的時候還提到了總依據和總任務。十八大指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依據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總佈局是五位一體,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三總”的有機統一,實際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發展的總方略。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程中,我們需要總體謀劃,沒有這一條,就會把握不住整體和全局。但同時也要抓住主要矛盾,扭住工作重點,否則就會找不準突破口,最終也會影響全局甚至喪失全局。習主席說:“我們既要注重總體謀劃,又要注重牽住‘牛鼻子’。在任何工作中,我們既要講兩點論,又要講重點論,沒有主次,不加區別,眉毛鬍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那麼,當前我們要緊緊抓住的主要矛盾和工作重點是什麼?就是協調推進“四個全面”。習主席指出:“我們提出要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當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中必須解決好的主要矛盾。”可以看出,“五位一體”的總佈局與“四個全面”的戰略佈局之間的關係,是事業全局與事業重點的關係,抓住事業重點,推動事業全局,這是我們應有的認識和態度。
四、從目的效果看,要深刻把握“四個全面”的學習領會與實際運用的關係,在深化理論學習武裝頭腦基礎上,着力把握“四個全面”的實踐轉化,推動工作、推進事業。
馬克思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毛主席說,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習主席也多次強調指出,一切學習都不是爲學而學,學習的目的全在於應用。這些論述強調的都是一個思想:學理論不能空對空,要指導實踐、推動事業和工作,這是學習理論的目的,也是檢驗理論學習效果的最高標準。學習“四個全面”同樣也是如此。這要求我們,一方面要強化理論武裝,推動“四個全面”入腦入心;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個方面是,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爲中心,以“四個全面”爲指導,推動實踐和工作。對於軍隊來說,就是要以“四個全面”爲指導加快推進軍隊建設發展,努力開創強軍興軍新局面。
要看到,“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不僅對解決當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主要矛盾和重點問題作出了全面部署,同時對加快推進國防和軍隊建設也進行了相應部署,提出了明確要求。
關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我們要看到,實現這一戰略目標,繼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需要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這就是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在軍事領域的根本要求和本質體現,準確地說,圍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推動各項工作,在軍隊就是要圍繞強軍目標推動軍隊各項建設和改革。
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習主席在2014年3月15日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指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專門對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作出部署,這是我的意見。我的考慮是,國防和軍隊改革是我們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們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標誌,必須納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盤子。同時,我們對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公開作出承諾,立下軍令狀,也是要彰顯我們的決心和信心。”在這裏,習主席深刻闡述了爲什麼要把國防和軍隊改革納入黨和國家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盤子進行部署的理由和原因。正因如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在系統闡述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個方面的深化改革後,又專門拿出一個部分對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做出全面部署,提出了深化軍隊體制編制調整改革,推進政策制度調整改革,推動軍民融合深度發展三項基本任務,並在這一基本任務下又提出了許多具體任務和舉措。
關於全面依法治國,習主席在2014年12月14日聽取南京軍區工作彙報後指出:“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作出了戰略部署。全會通過的決定是我們黨歷史上第一個關於加強法治建設的專門決定。我在主持起草決定時提出,有關依法治軍、從嚴治軍的內容要單獨作爲一塊寫進去。把依法治軍、從嚴治軍納入依法治國總體佈局,體現爲黨的意志,這樣可以更好推動這項工作。”正是基於這種考慮,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在第七部分“加強和改進黨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導”(這一部分又講了七個問題),其中第五個問題專門講了“深入推進依法治軍從嚴治軍”,要求緊緊圍繞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構建完善的中國特色軍事法治體系,提高國防和軍隊建設的法治化水平,並提出了具體任務和舉措。2014年12月26日,習主席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又強調了上述思想、任務和舉措,並提出了一些新的內容。習主席強調,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是我們黨建軍治軍的基本方略。深入推進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體佈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實現強軍目標的必然要求。提出了強化全軍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維、按照法治要求轉變治軍方式、抓好軍事法治建設重點任務落實等要求,提出了構建系統完備、嚴密高效的四大體系也就是軍事法規制度體系、軍事法治實施體系、軍事法治監督體系、軍事法治保障體系的重點任務。
關於全面從嚴治黨,習主席和黨中央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思想、重大任務和重大舉措,在2014年10月的黨的羣衆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習主席還系統闡述了五條收穫、六條經驗和從嚴治黨的八條原則要求以及一系列任務舉措。這些原則要求和任務舉措,不是針對哪個領域的人員來講的,而是針對全體黨員幹部,自然包括軍隊的黨員幹部。全面從嚴治黨,是對全黨提出的要求,也是對軍隊提出的要求。
由上可以看出,每個“全面”都包含着相應的國防和軍隊建設方面的內容,這些內容以強軍目標爲中心和牽引,以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推進依法治軍從嚴治軍、全面加強改進軍隊思想政治工作、加強反腐敗鬥爭和作風建設等爲主要方面,形成了一個加快推進國防和軍隊建設的整體佈局。這個整體佈局是“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在軍事領域的具體體現。以“四個全面”爲指導,加快推進國防和軍隊建設,首要的就是圍繞強軍目標,緊緊抓住這個整體佈局,把國防和軍隊建設各項任務完成好,落實好。
專家簡介
肖冬鬆,1963年9月生,安徽涇縣人。現任國防大學馬克思主義教研部主任(正軍職),少將軍銜,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國防大學馬克思主義教研部科學社會主義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國防大學研究生院政委。全國宣傳文化系統“四個一批”(理論界)人才,國家“萬人計劃”首批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軍隊創新人才培養對象,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兼任中國科學社會主義學會副會長。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專業的教學與研究,研究方向爲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與當代中國文化建設、軍事文化與軍隊文化建設。出版《新軍事變革的文化分析》等著作3部,主編4部,參與寫作並出版著作、教材28部;發表論文70餘篇;獲各類教學成果獎、科研成果獎20餘項;多次在中央電視臺、中國軍網、全軍政工網等媒體講學和訪談;爲總部機關、部隊和地方單位作學術報告和理論輔導100餘場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