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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員是什麼樣的人？
自《共產黨宣言》問世，這個問題的提出已超過一個半世紀。而今，人們仍在追問。
有時他們被稱爲“特殊材料製成的人”，但更多時候他們也被凡人瑣事包圍，也有尋常的喜怒哀樂。這樣一個羣體的存在，對國家、民族和時代究竟意味着什麼？
8700多萬中國共產黨員，就在我們身邊，是同事、朋友、家人，是茫茫人海中熟悉又陌生的一張張面孔。然而，走近基層黨員中那些優秀分子，總讓人有一種別樣的觸動和感悟……
危難時刻，他們挺身而出
“敬愛的爸媽：如果您的兒子在這遭遇不測，請你們不要傷心……在這次地震中，你們的兒子沒有退縮，總衝在前頭，保護當地老百姓安全，讓他們安全轉移。”
這是一封遺書，共產黨員、公安邊防戰士邵明貴寫於今年4月29日。
尼泊爾8.1級強震，西藏吉隆口岸成爲“孤島”。直升機起起落落，載走了轉移的人們，只有邊防檢查站11名共產黨員帶領10名戰友留下來，繼續堅守國門。
留下，就意味着與死神爲伴。
餘震不斷，山體崩塌，邊檢站風雨飄搖。每個留下的人都寫了遺書，交給撤離的戰友：“假如我們遭遇不測，請轉交給我們的親人。”
時間緊迫，字跡潦草，卻難掩真情。
27歲的杞從軍寫道：“親愛的老婆，你和兒子還好嗎，兒子長大一點沒有？我很想你們……你一定要好好把他帶好，將來成爲國家有用的人。”
邊檢站黨委委員、副站長蒲政江給妻子發了條短信：“我也即將率隊前往最危險的地方。如果不能平安歸來，請善待父母和幸兒。”
戰爭年代，每當戰鬥最艱苦的時候，共產黨員總是帶頭跳出戰壕，衝進槍林彈雨。和平時期，再逢緊急關頭，這些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踐行了自己的入黨誓言——“隨時準備爲黨和人民犧牲一切”。
最後一架直升機升空那一刻，留守官兵整裝列隊，肅立，致軍禮。機上、地面，戰友們熱淚長流。
十多個晝夜，飛落的滾石把相對“安全區域”壓縮到只有約300平方米。留守黨員每天照常迎着朝陽向國徽敬禮，在“國門衛士，戍邊衛國”8個金色大字下堅守崗位，直到換防戰友趕來。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
地震、洪水、颱風、火災、疫情、泥石流……歷數一次又一次重大災難，最先衝進去、最後撤出來的，都有共產黨員的身影。一兩個人的表現也許是個案，一個羣體的共同特質卻令人深思——爲什麼他們有超乎常人的勇氣？
這次尼泊爾地震，共產黨員、西藏聶拉木縣樟木鎮雪佈崗居委會主任西繞堅參失去包括妻子在內的4位親人，而女兒腳趾也被截掉。儘管悲痛欲絕，這位有27年黨齡的老黨員仍然果斷組織200多名村民徒步轉移。
撤離前，他跪在已變成一片廢墟的家門前，給每位逝者磕了個頭，心中默唸：“我是黨員，有義務照顧大家，請你們原諒。”
情懷、責任、使命，是共產黨員的力量之源。
心中有黨、心中有民、心中有責、心中有戒，共產黨員因此能捨小我、成大我。
今年2月3日夜，“蛟龍”號載人潛水器在印度洋上遭遇最嚴重的一次險情——母船水面支持系統突發故障，“蛟龍”無法起吊，在漆黑的洋麪上隨風飄蕩。
滯留太久，3名下潛員將有生命危險；如果開艙，凝結着我國頂尖海洋科技的裝備可能灌水報廢。
現場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這時，49歲的共產黨員、綽號“老軌”的輪機長劉軍說：“我來。”
這個體重近兩百斤的人，鑽進一隻運貨的吊籠，被吊起十多米高，把150公斤重的液壓馬達拆下來、換部件、重新安裝。海風中，吊籠劇烈搖擺，狹小空間裏他汗流浹背，還要忍着煙囪飄來的嗆人廢氣。光線昏暗，許多操作只能靠手摸……
一夜無眠，“蛟龍”號終於轉危爲安。出艙時，3名下潛員淚水奪眶而出，笑容卻綻放在劉軍滿是油污的臉上。
大家已算不清楚，這是這位老黨員第幾次挺身而出，主動擔當故障險情化解任務。船上甚至流傳着一句話：“有困難，找‘老軌’。”
擔當，是中國共產黨與生俱來的精神特質。
94年前，黨誕生於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際，在危難中擔當起民族復興的使命。從那時起，在關鍵時刻發揮關鍵作用，成爲共產黨人代代相傳的精神血脈。
平凡之中，他們默默堅守
緊要時刻力挽狂瀾，令人蕩氣迴腸，而生活的常態卻是平淡、平凡。
更多的基層黨員人生中沒有什麼“高光時刻”，一輩子都默默無聞。他們也許沒有驚天動地的業績，卻有着日積月累的水滴石穿。
一提起城管，人們可能會想起管理者和商販之間的“貓鼠遊戲”。共產黨員、安徽省淮北市城管支隊副支隊長王小勇卻被很多商販稱爲“雷鋒城管”。
六年前，王小勇在巡查時發現一個殘疾人佔道擺攤，上前管理時，他牴觸情緒很嚴重。經多方打聽得知，這個名叫宿獻軍的人因小兒麻痹症雙腿致殘，妻子離家而去。他獨自養大了女兒宿慧敏，一家生計全在這小買賣上。
王小勇心情很沉重，決定把“管理”變成“幫扶”——
聽說宿獻軍會修鞋，王小勇送他一臺修鞋機；爲了解決他佔道擺攤問題，王小勇跑遍大半個市區，替他找到一個既不影響市容、人流量又大的經營地點；一年後，宿慧敏上初中交不起錢，王小勇帶他們父女倆去找校長，免掉了孩子的所有費用；又過三年，女孩考上了衛校，又是王小勇設法幫她免了學費，還申請到貧困助學金……
這樣的熱誠，什麼樣的堅冰融化不了？王小勇成了宿獻軍掏心窩子的朋友。
隨王小勇來到宿家，記者見到了這樣的情景：宿慧敏站在門口大老遠揮着手，親熱地叫“小勇叔叔”。宿獻軍拄着雙柺迎出來，握着他的手叫“兄弟”。
“他真是個黨員的樣子，是真爲人民服務。”宿獻軍這麼說，記者採訪幾個商販都這麼說。
在淮北，王小勇是街頭巷尾的“民”星。小區賣西瓜的、攤羣點做麪條的、高架橋下開鎖修鞋的，這些曾經的“對頭”，如今都變爲王小勇乃至整個城管團隊的朋友。有的商販辦喜事請他去；有的孩子從外地寄來家信，通過王小勇轉交……
優秀的基層黨員常常是這樣：初看時，與常人無異；細體會，卻與衆不同。他們總是爲別人着想更多，總是吃苦更多，總是胸襟更寬廣，總是對自己要求更高。
剛當城管時，王小勇也常和商販口角衝突，曾被人挖苦：“就這素質還是黨員呢？”從此，他每次出勤，總把黨徽別在胸前，爲的是提醒自己：注意言行，服務羣衆。
言行的高標，源自內心的理想信念。
湖南嶽陽89歲的老黨員王忠一生清貧，卻把一毫一釐攢下的15萬元全部作爲“特殊黨費”上交。交完錢，還要交房子。
他已經安排好了：“如果老伴先我而去，我打算搬去敬老院，把房子賣了交給組織，由組織去資助貧困學生。如果我先走，就等老伴百年以後再賣房子，除了給老伴辦後事，剩下的錢還是交給組織去資助學生。”
記者問他爲什麼，這位有66年黨齡的老黨員說：“我始終相信，共產黨員和普通羣衆是要有區別的，黨員就是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後。”
這位兩袖清風的老人，贏得無數人的尊敬。
“要使人們因爲我的存在而生活得更美好。”這句話抄在貴陽市碧海社區老黨員劉興順的日記本扉頁上。
今年74歲的劉興順有兩個綽號，一是“閒不住”，一是“移動監督員”。水管爆了、下水道堵了、垃圾沒運、路燈大白天不關……他碰到什麼管什麼。每天早上，他都扛着30斤重的報紙走4公里路，義務送到居民家裏，四年走了五千多公里，相當於從貴陽到北京一個來回。
年紀大了，老劉的手腳已經不大靈便。一年冬天，他在取報紙的途中摔倒在雪地上，後腦勺着地，昏迷了兩分鐘，醒來後，又繼續朝郵局走去。家裏人堅決反對他再送報，他卻說：“歲月不饒人，可我不能放下一輩子的理想信念。”
奮進路上，他們走在前列
在王新軍看來，他現在這個“官”，是全中國最不好當的官——河南蘭考縣委書記。
“不管你願不願意，人們就會拿你跟焦裕祿比。”王新軍說，“不怕老百姓說‘焦書記好’，就怕老百姓說‘還是焦書記好’。”
半個世紀前，焦裕祿被稱爲“縣委書記的榜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焦裕祿精神”成爲共產黨員學習的“樣本”。今天，當13億中國人在民族復興之路上奮起前行時，黨員幹部仍是中堅力量。
6月17日，王新軍在北京招商，熱情飽滿地介紹蘭考發展優勢，忽然收到弟弟的一條短信：“今天爹一週年，能回來給咱爹燒張紙嗎？”
“千里之外寄託哀思，這裏離不開我。”他回覆。
一年前的這一天，王新軍匆匆趕到了父親病牀前。此時，父親只能靠儀器維持生命，只爲看他最後一眼。父親重病半年多，他總共來了三次。而就在這半年，他跑遍了蘭考一百多個貧困村。
他心裏很急。守着“焦裕祿精神”，蘭考發展了四十多年還是貧困縣，還有10萬貧困人口。他不想讓蘭考“被別人平均着進入小康”，他要帶着83萬蘭考人昂首挺胸地擺脫貧困。
跟老鄉談養鴨、組織駐村工作隊、做計劃、寫材料……能多做一件實事就多做一件，能解決一個問題就解決一個——王新軍的時間就這樣被佔得乾乾淨淨。
父親等不到他，蘭考卻等到了。就在老父去世當年，蘭考貧困人口減到了5萬。再過兩年，蘭考就能“把貧困的帽子甩到黃河裏”。
與普通黨員比起來，身爲領導幹部的黨員肩上的擔子更重。說起來似乎不合人之常情，但他們中的很多人的確不得不被工作擠掉個人生活，付出超乎常人的代價。
“丫頭”，是慈利縣零陽鎮埡井村老百姓對卓小紅的稱呼。幾年前，這個打扮時尚的“85後”女孩當上村支書時，村民投來懷疑的目光。
卓小紅決心改變這個貧困村的面貌。全村12個組、208戶，她一家一家登門拜訪。大山裏住戶分散，走夜路成了常事。開始她很害怕，就把手機音樂開到最大。有一次，摩托車翻到了深溝裏，她臉、手都劃出了血。醫生要她住院，警告說“傷口不處理好會留疤的”。而她簡單包紮一下，第二天又投入了工作。
幾年間，在她的努力推動下，村裏改造了水、路、電，建了新學校。特別是1200多米自來水管道的鋪設，解決了80%的人畜安全飲水問題。
“羣衆的眼睛是雪亮的”，這話永遠沒錯。一個黨員幹部是不是一心爲公，老百姓心裏有數。
兩百多雙鞋墊，代表了山東省濱州市都富李村百姓對駐村幹部王文成的評價。
這位濱州市檢察院反貪局處長任村支部副書記兩年，臨走時，村民想表達感激之情。給啥他都不要，大嬸、大娘們就想到一個主意——給他縫鞋墊。很多人不知道他腳大小，所以鞋墊縫得尺碼不同、花色各異。然而，那細密的一針一線，縫進去的都是血濃於水的深情。
大娘韓桂榮住的房子年久失修，成了危房。她有三個兒子，不屬於孤寡老人，享受不到幫扶政策，而她的兒子們又一直不願出錢。王文成找到她的長子，自己掏出1000元：“咱們兄弟四人一起給老人修修房子，這是我的那份！”三兄弟感動而羞愧，很快湊了一萬多元錢……
駐村兩年，無論訪貧問苦、化解矛盾，還是開溝修路、謀劃產業，王文成事事都帶頭做起，一點一滴地把“共產黨員”四個字印在了百姓心裏。
60多年前的解放戰爭年代，山東百姓給子弟兵縫鞋墊的佳話流傳至今。今天這兩百多雙鞋墊，再次讓人們看到了共產黨員不變的本色。
星星之火，他們無處不在
廈門有一個“顏值最高優秀黨員羣體”，那是一羣漂亮的“空姐”。
6月初，廈門航空公司一個延誤航班遲遲不能起飛。天氣燥熱，機艙內旅客的情緒也不斷升溫，叫喊、抱怨此起彼伏。
有位男旅客火氣最大，乘務長王菲微笑着遞給他一隻餐盒：“您先消消氣。”他抓起餐盒，一回手就扔到了王菲身上，“啪”的一聲，引來全艙的目光。
頓時，機艙安靜了。
王菲蹲下身，撿起餐盒，依舊微笑：“要不我給您放在旁邊座位上，等您氣消了再用餐。”
這下，旅客一個都不吵了。
共產黨員王菲和她的“飛鷺乘務組”，靠“真誠、真心、真實、真情”的服務贏得了讚譽。
優秀黨員沒有特殊標誌，唯有與衆不同的精神特質是其標誌。
在校園裏，他們可能是最有追求的一羣學生；在上市公司，他們可能是業績最好的一羣職員；在服務行業，他們可能是最會微笑的員工……
這個羣體遍佈全國，彷彿星星之火，照亮着這個時代的一個又一個角落。
在安徽省明光市，提到共產黨員、人民法院政治處主任劉學講，老百姓可能不知道是誰，但說到“泥腿子法官”，十里八鄉人人皆知。與衆不同的是，他走出辦公樓，把法庭開到了農家小院裏、田間地頭上。
有個案子，老母親狀告兒子。如果完全走法院程序，也可以給老人打贏官司。可當了24年基層法官的劉學講沒這麼簡單處理，他想的是，真的對簿公堂，一家人的母子手足之情該受到多大傷害？
一次次苦口婆心地勸說都不管用，劉學講放了“大招”——去這家人院子裏審案，同時召集周圍鄉親旁聽。長期與農民打交道的劉學講知道，農村人最講面子，只有把法理、情理相融，才能從根子上起作用。
果然，一開庭，在衆目睽睽之下，自知理虧的幾個兒子當場服軟。
“老百姓輕易不打官司，不走投無路誰會來法院？有的大字不識一個，來了門都不知道怎麼進。”劉學講說，哪怕說一句“請坐”，端一杯熱水，都會讓老百姓心裏熱乎乎的，“審一個案子，能教育一大片。”
優秀的共產黨員，總是把正能量傳遞給別人，而受感染的人們，又把正能量傳遞得更廣、更遠。
四年前，哈爾濱師範大學BBS上貼出了一個特殊的招聘啓事：“誠聘家教，要求：有愛心，願意幫助弱勢羣體孩子成長進步；工資：精神財富；報名地點：雷鋒鞋鋪。”
發帖的，是校園裏的農民工黨員、鞋匠孟廣彬。
一呼百應。從那時至今，一批又一批的大學生志願加入這個義務家教隊伍，數百名農民工子女、孤兒院兒童受益。
談到初衷，孟廣彬說：“一些大學生跟我說想爲社會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我身邊許多農民工自身文化水平有限，不能輔導孩子，請家教又負擔不起。我就琢磨，把雙方捏合起來，不是兩全其美嘛？”
爲什麼一個鞋匠對大學生有這樣的感召力？因爲這個“雷鋒鞋匠”不是白叫的，28年來，他義務爲貧困學生、老年人、殘疾人修鞋達十幾萬雙。
不僅如此，大家還看到：他爲社區裏行動不便的老人上門修鞋、打掃衛生；每逢節假日，他都去敬老院義務照顧孤寡老人；有些農民工兄弟收工晚了，孩子沒人照顧，他就主動讓愛人把孩子接過來，跟自己的孩子一起照看……身邊居民有大事小情，他都毫不猶豫地伸出援手。
天長日久，一些大學生從單純來修鞋慢慢變爲找“孟叔”聊聊天、說說話。已畢業的哈師大學生劉迪至今記得“孟叔”說過：“你有笑臉，我有笑臉，大家都有笑臉，這個社會就更和諧。”
剛開始修鞋時，孟廣彬在身邊擺了一本留言冊，想聽聽大家對自己手藝的評價。但是後來，留言卻漸漸轉向了對他人格的感懷。到現在已有厚厚的7大本，摞起來超過半米，萬餘人留言。
隨手翻開，一名大學生寫道：“也許這是最後一次在師大修鞋，因爲明天我就要告別大學的生活，感謝您爲我修的鞋，相信它會陪我走過今後更苦更累的人生路。”
優秀黨員既平凡，又與衆不同，因爲，他們身上有一種不尋常的精神力量。
這種力量堅韌而溫暖，濃烈而清新，執着而博大，凝聚着一股昂揚向上之氣，永不停息地爲我們的國家、民族與時代注入勃勃生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