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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由衰敗走向復興的歷史轉折樞紐,在這場關系到民族存亡的生死決戰中,中華民族發揚了『兄弟鬩於牆,而外御其侮』和『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主義傳統精神,空前地團結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偉大旗幟下,一致對外,共赴國難,奮勇抵抗,最終打敗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
共產黨中流砥柱的作用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是現代中國兩支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中國共產黨首先提出了武裝抗日的愛國主義主張,堅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3年1月,毛澤東、朱德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和工農紅軍軍事委員會的名義,向國民黨軍隊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建議。 1935年8月,中國共產黨發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12月,中國共產黨又在瓦窯堡會議上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在全國各界引起了廣泛的反響。從此,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呼聲成為勢不可擋的潮流。為了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中國共產黨表現出偉大的政治胸懷和寬宏精神,在對蔣介石國民黨的政策上由『反蔣抗日』變為『逼蔣抗日』,最後調整為『聯蔣抗日』。特別是在中國共產黨的促成下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結束了十年內戰,國共兩黨由此走上了第二次合作的道路。1937年2月10日,中國共產黨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聲明在政策上作出更大調整,保證『(一)在全國范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之方針;(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三)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七七事變後,中國共產黨立即發表抗戰宣言,通電全國,呼吁『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
國民黨的重要作用
國民黨作為中國當時的執政黨,在九一八事變後一直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丟失了東北三省和華北不少國土,遭到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和譴責。 1935年華北事變後,蔣介石面對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迫近、華北即將淪為第二個『滿洲國』的危險,也開始逐步調整自己的政策,由對日妥協轉向強硬,對日本的無理要求給予回絕,在軍事上也開始整軍備戰,在內政上則逐漸變『攘外必先安內』為『攘外』與『安內』並舉。特別是西安事變後,國民黨進一步加大了准備抗戰的力度,改組國民政府,調整內外政策,加緊抵抗日本侵略的軍事准備,並開始國共第二次合作的談判。七七事變後,國民黨進一步堅定了抗戰的決心。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強調『如是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8月13日日軍進攻上海,14日國民政府發表《自衛抗戰聲明》宣稱:『中國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實行天賦之自衛權以應之。』15日蔣介石下達全國抗戰的總動員令,國民政府還開放了黨禁,承認了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其他政黨的合法性,釋放了政治犯,接受並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承認了共產黨領導的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合法地位。可以說,蔣介石『7·17』講話是國民黨政府反對妥協退讓、主張堅決抗戰的宣言。它『確定了准備抗戰的方針,為國民黨多年來在對外問題上的第一次正確的宣言』,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
民主黨派通力合作
中國的民主黨派,抗戰前大都既反對國民黨蔣介石的一黨獨裁專政,又不贊成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一直從事第三條道路的斗爭。但是,在中日民族矛盾逐漸成為中國的主要矛盾的形勢下,它們紛紛改變了自己的政治主張,或放棄反蔣,或放棄反共,都把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並積極從事推動全民族的團結抗日活動。中華革命黨把自己的組織改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放棄反蔣斗爭,主張聯蔣抗日,號召『一切革命的黨派,在目前民族生死的最後關頭中,應該放棄其宗派的偏見,在反帝反日戰爭和土地革命兩大原則下,形成鞏固的聯合戰線』。可以說,這代表了所有民主黨派的共同願望。七七事變後,各民主黨派紛紛發表宣言,呼吁全民族團結起來,一致抗日。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在宣言中說:『抗日的利益包括一切人民的利益,除漢奸外,全國上下,不分黨派,無間朝野,為民族利益計,為自身及子孫計,都應犧牲其特殊利益、財產生命,團結一致,共同向戰勝暴日的一個目標前進。』當國共兩黨結束了十年內戰實現第二次合作時,各民主黨派更是表示堅決支持和擁護,並積極加入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來。
軍事集團共御外侮
國民黨各政治、軍事集團及地方實力派為爭權奪利一直明爭暗斗,鬧獨立,搞分裂,上演了一幕幕軍閥混戰的丑劇。但是,隨著日軍侵佔東北,侵入華北,各政治、軍事集團和地方實力派逐漸認識到只有全民族團結御侮,中國纔能免遭滅亡,因而要求結束內戰,團結抗日的呼聲愈來愈高。不少軍事集團公開反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內戰政策,有的甚至主張聯共抗日。以陳濟棠、李宗仁為首的西南實力派集團發動兩廣事變,要求北上抗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力促團結抗戰。這都有力地促使了蔣介石國民黨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下定團結抗戰的決心。
到七七事變全國抗戰爆發時,各政治、軍事集團及地方實力派全部都采取歸順國民黨蔣介石政府的態度,表示服從國民政府,團結一致抗日,同仇敵愾,英勇殺敵。如淞滬會戰時,白崇禧在蔣系中央軍部隊遭受嚴重損失時,把桂系6個主力師調作反攻之用,結果失利,傷亡官兵5萬餘人。又如臺兒莊戰役時,原西北軍張自忠在內戰時,與龐炳勛結下仇恨,他倆同為馮玉祥的部下,中原大戰時,龐炳勛被蔣介石收買,張自忠被龐暗中打黑槍險遭喪命,張自忠曾表示一輩子決不與龐共事。但是,當龐部在臨沂被日軍包圍,處於危難之時,張自忠奉李仁宗之命主動率部星夜增援,擊破了日軍。這種不記私仇,自覺服從全民族抗戰大局利益的凜然大義,必載於史冊而為後人所銘記。
各階級、政黨、派別、軍事集團這種捨去舊有恩恩怨怨,均能以民族國家利益至上的愛國主義精神,凝聚他們朝著驅逐日本侵略軍的共同目標走到了一起。因而,愛國主義團結了他們,愛國主義奠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的政治思想基礎。
比如山西的閻錫山,面臨日軍侵入山西的危機,在1936年5月即采取『聯共抗日』的政策,於同年秋與中共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關系,歡迎共產黨人幫助他建立實際上由中共領導的、動員和組織山西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犧盟會』。七七事變後不久,建立了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第1總隊,在山西五臺山地區進行游擊戰活動,到1938年初發展到第1、2、3、4縱隊(相當於旅),簡稱山西新軍,約3萬餘人,成為山西抗戰的一支重要力量。
以徐州會戰為例,可以說,徐州會戰是全民族團結抵御外敵入侵的典范。近代中國軍閥割據,山頭林立,內戰不斷。但在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這些軍隊能夠不分派系,不講山頭,捐棄前嫌,同仇敵愾,為民族生存而戰。日軍曾視中國人民為一盤散沙,視中國軍隊為草芥。而徐州會戰則體現了全階層、全民族團結抗戰的精神。於是,在滕縣保衛戰、臨沂大捷、臺兒莊大捷等戰斗中,有來自不同省份,操著不同口音,身著不同服裝的軍人,他們中有東北軍、西北軍、川軍、桂軍、滇軍……正是這些地方軍使日本磯谷、板垣兩個精銳師團潰敗而逃。而臺兒莊大捷、徐州突圍,則為李宗仁贏得了抗日英雄、抗日功臣和抗日名將的三頂桂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