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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29日，安徽省原副省長王懷忠因犯受賄及鉅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法院一審判處死刑。本週《瞭望》週刊文章指出，王懷忠犯罪的個性，暴露了制約與監督“一把手”現有相關制度的缺陷。
文章說，王懷忠之罪，與其他貪官相比，既有共性，也有個性。共性無非是受賄、索賄數額巨大，鉅額財產來源不明，等等。至於其個性，可引用阜陽市幹部對辦案人員說的一句話：“王懷忠的問題不僅是他本人經濟犯罪的問題，更嚴重的是他給阜陽帶來的災難是全方位的。”
一個人出了問題，竟然使一方水土遭受全方位的災難。無論是從消極影響之深還是之廣來看，“全方位災難”都遠甚於個人經濟犯罪。文章說，這說明這個人的能量非同尋常。在王懷忠身上，這種巨大的能量，除了來源於其作爲阜陽的“一把手”，人們似乎找不到別的令人信服的解釋。與此相對應的是，王懷忠的犯罪事實，亦主要發生在他作爲“一把手”主政阜陽市期間。而從那些不是“一把手”的貪官身上，卻一般很難找到其災難具有全方位特徵的例證。
因而，文章指出，全方位災難與“一把手”之間，似乎存在某種無法否認的因果關聯。事實上，造福一方的“一把手”也所在多有。不過，無論是造福一方的“一把手”，還是造孽一方的“一把手”，在權力結構及其運行機制上，通常並無本質的不同。而在此體制基礎上的造福或者造孽，都是一種或然性而非必然性表現。
文章說，與非“一把手”相比，“一把手”製造全方位災難具有個性，但在“一把手”這一層面，這一個性就可能上升爲共性。比如，在破壞力上，瀋陽市原市長慕綏新就堪與王懷忠相比。也就是說，“一把手”都有可能成爲全方位災難的製造者，當然，他們也可能成爲增進人民福利的推動者。
文章認爲，最優的體制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但一個次優的體制，即使不能使所有的“一把手”都做到“權爲民所用”，至少也應當防範“一把手”蛻變爲給一方帶來深重災難的禍首。體制之痛不除，全方位災難未已。療治體制之弊，實乃當務之急。對權力進行制約與監督，核心在“一把手”。而領導班子內部監督若流於形式，則對“一把手”的其他監督都將徒有形式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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