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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臨湘市副市長餘斌受賄一案最近受到媒體的廣泛關注。對這一案件，網民、專家意見不一，正反兩方又衆說紛紜。這是餘斌在接受採訪(8月4日攝)。
湖南省臨湘市副市長餘斌收受賄賂後用於濟貧，仍被法院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在社會上引起廣泛爭議。不少人認爲餘斌的受賄行爲和濟貧行爲功過相抵，沒有社會危害性，不應以犯罪論處。餘斌本人也深感委屈，上訴被駁回後，表示還要繼續申訴。但筆者認爲，餘斌的行爲構成受賄罪是沒有問題的，理由有以下幾點：
第一，餘斌的行爲符合受賄罪的構成要件。刑法第385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爲他人謀取利益的，是受賄罪。”餘斌自己也承認私自收受了他人財物，他構成受賄罪沒有問題。
第二，受賄款的使用去向不影響受賄罪的成立。在刑法規定的受賄罪的成立條件中，並未涉及受賄之後將受賄款用於何處的問題，因而，不論行爲人將受賄款用在何處，都不影響受賄罪的成立。不只是受賄罪，凡是財產性犯罪，對贓款的使用去向都不影響犯罪的成立。美國在上個世紀80年代曾有一名盜竊犯盜竊之後將財物全部分發給貧民窟的窮人，照樣受到了盜竊罪的懲罰。兩年前我國有一名高中生，用盜竊的錢財資助班上的一名困難同學，也被以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
第三，有人認爲，餘斌受賄之後，將受賄款用於濟貧，沒有非法佔有受賄款，因而不應以犯罪論處。出現這種見解是因爲不瞭解受賄罪的特點的緣故。我們知道，受賄罪的特點在於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收取他人財物。當他私下收受他人財物的時候，就有了非法佔有的目的，收受之後，沒有交公，私自收藏，就等於非法佔有了。非法佔有之後，再拿出來用於扶貧，並不能改變已經非法佔有的性質。假如他一開始就以“扶貧基金”的名義將受賄款存放，並告知組織或單位，並建立詳細的收入與支出賬目，那就可以認爲他沒有非法佔有的目的。
第四，濟貧之“功”不能抵消受賄之罪。濟貧即幫助窮人，當然是好事。但如果拿着別人的錢去濟貧，是不是好事，則另當別論。如果甲拿了乙的錢去幫助丙，丙自然會說甲是在做好事，乙卻決不會說甲是做好事。因爲甲的行爲在幫助丙的同時損害了乙的利益。同樣道理，餘斌受賄之後用於濟貧，雖然對貧民有利，但卻損害了國家的利益。
第五，平日好的工作表現也不能抵消受賄罪。據當地幹部羣衆反映，餘斌坦誠、直率，工作敬業，加之動用十幾萬元受賄款濟貧，在當地羣衆中頗受好評。不少人也正是從這點出發，認爲餘斌是個好乾部，不應以犯罪論處。但必須強調的是，平日的工作表現再好，都是應該的，受賄卻是不應該的。
第六，有人認爲，當今收受賄賂的現象相當普遍，與那些收受賄賂後一分錢也不用於濟貧的人相比，餘斌算是表現好的了，對那些受賄後不濟貧的人不治罪，反而對濟貧的餘斌治罪，是不公平的。這種觀點顯然站不住腳。那些受賄後不濟貧的人沒有被治罪，是因爲他的受賄行爲尚未暴露出來，決不是因爲他受賄後不濟貧就不治罪。餘斌的行爲被治罪，也不是因爲他濟了貧，而是因爲他受了賄。作爲一名國家幹部，廉潔奉公，拒收賄賂，纔是應有本色。
第七，從懲治腐敗的角度看，不能對餘斌以無罪論處。如果因爲餘斌用受賄款濟貧，就對其受賄行爲不治罪，這樣一來，官員們就可以名正言順地以扶貧爲名收受賄賂了。收受了數百萬、上千萬，僅僅拿出其中的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用於扶貧，而自己卻說都用於扶貧了，到底還治不治罪呢？或者當查出受賄行爲之後，他或他的家人現去收買些人出來作證，說扶貧用了多少多少錢，這又該如何處理呢？
綜上所述，對餘斌的受賄濟貧行爲不能以無罪論處。當然，考慮到他確有濟貧的表現，可以適當地從輕處罰。注意，只能是適當的從輕，不能從輕太多，更不能減輕。若從輕太多，就等於是對受賄濟貧的另一種肯定或鼓勵了。從這個意義上講，法院對餘斌判三緩五，過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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