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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關逼近，一身稿債，想起楊白勞——今年我已說得太多，也可能被說得太多了。去歲請辭，今春媒體炒，炒過鬧過，我被弄成一杆“槍”，媒體輪番借去使，又弄成一面“靶”，同行私下來議論：有說是畫道技窮而出面作秀的，有說是英文不佳而痛恨外語考試的，還有分析我拍賣的畫價高上去，就因爲利用媒體會包裝……可憐網頁上附和而叫好的窮學生們全都上了當，他們哪曉得此人一面出臺作秀，一面低頭數錢呢——雖則有時數錢的並非我，而是早先錯買了我的作品而今送對了拍賣行的人——也好，凡價格上不去的賣主兒又多。
一招：何不趕緊遞交辭職書？！
年來，我所敬佩者倒不在冷話與閒話，而是明裏不看見一位教育官員站出來，爲當下的教育體制義正詞嚴辯幾句；其時，知識界幾位“分子”爲文聲援的義舉，如徐友漁、楊東平們，自然是可感激的；而芸芸教師，有人請辭，原不過區區私事，經媒體披露放大，喧譁一時，使我早先在會議桌上不識時務的絮叨放到報紙上，還竟彷彿成了公論，雖然不免被誇大、變形，以至變質了——怎麼辦呢，我索性應了媒體的撩撥，跳將出來叫幾聲，所爲者何？只爲教育是公事。
轉眼已是深冬。別的新聞、別的公事，一件件熱炒過，一件件變涼了。抨擊教育的文章時亦見報，說得比我更專業、更到位、更在理，然其效應，總不免是過時的舊聞、隔日的報紙……人大概只記得與自己相關的事物吧：我那位屢考屢敗的女生去倫敦轉眼一年半，近時報告，竟已和畫廊簽了約；另一位調皮而聰明的男生得意洋洋過了兩課考試分數線，進中央美院當了研究生。早先五位流產的“博士生”，今年有三位在歐美辦展覽，出畫冊，有了藏家，乾得很歡暢。可是呢，手機上仍是不斷傳來陌生人的短信，哀告求助，叫苦不迭，全是藝術大學生：備考、落第、疑惑、茫然，我每讀到趕緊刪，躲不了的，連我都驚訝自己在電話中的敷衍、冷漠與厭煩。有位蜀地的高中生自稱看了我的文章立志不再考大學，單獨進京弄電影，去拜田壯壯，田導不見，又來找我“長聊”，嚇得我推辭再三，堅不露面，結果是得幾條譴責的短信，狠心不答，躲了過去了。不曾想，另有那做父母的也竟尋過來，或是好幾頁長信，或乾脆校園裏將我攔住了，一臉的苦相與不甘……真是找錯門庭會錯意，他們找我，我去找誰呢？
總算年關將近，諸事平下去、混過去了。其間雖有北大的賀教授慨然罷招，清華的博士生決意退學——那小男孩長得真是好漂亮——又怎樣呢，無非隔日的報紙，過時的舊聞。教育體制照舊日日施行着體制的教育，穩健龐大，運行如儀，一如礦難紛紛，煤總得照舊挖：與井下死鬼比，教育問題算什麼？何況書生的零星私論。
新近，大概在《讀書》雜誌本年度第十二期吧，忽然刊出我的同校同事、美術史系教授杭間先生的專文《關於“陳丹青辭職”的誤會》，我在本院的議論，他都在場的，假如我理解的大致不錯，杭間先生的意思之一，是指我的請辭在媒體、社會與大學圈引發的輿論太一律，表態代替理性，激忿多於省思；意思之二，是我的請辭動機另有被輿論故意忽略的一面，並接引我收入《退步集》的幾段議論，即國中繪畫現狀在當代文化情境中的進退失據，乃構成美術教學的困擾與兩難，以至我決定請辭——這是我久已期待的迴應，雖則道理還能說下去，然僅此一篇，亦足珍貴：杭先生說出了我不便公開、也難獲致理解的隱衷。我曾多次在其他場合公開表達過類似的意思，現在由他出面申說，另有一層說服力。我請他同意將此文轉載報刊，並願附文應和，俾便釐清新聞事件與個人選擇的差異，使請辭一事走出媒體效應，進入教育的正題。
他尋思過後，說，大家對此事仍有許多不同的私議，爲審慎起見，他決定規避媒體，規避新的誤解與議論。
出以公心，杭先生此番特意補正辯析我的私論，但面對相隨的私議而不能不有所約制。他可能是對的：我不曉得應當怎樣感慨這件事，以下的話說來便有點繞口——我因公事發布了一己的私論，當這私論遭遇杭先生所聞知的私下“誤解”及議論紛紛，他便從當初引發的公論兜回我的私論，說了他要說的話。年來，我倆都爲公事而先後發佈了小小的私論，但我無從聽到別種私議，杭先生聽到了，指說一二，遂止步於公事與私論之間那曖昧的界限……事情是這樣的麼？
今年快要過完了。我印了一本書，出了幾趟差，此外想想，年來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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