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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內地監管層次聯繫密切
2004年9月13日，史美倫因爲健康問題辭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一職，三年半的內地監管之旅劃上句號。
無獨有偶，14日、15日，滬指大漲。
記：你覺得你離開大陸時，所做的工作有沒有受到公允評價？
史：我總是說一句，很多事情要由歷史來看，現在看時間還不夠。要以後再看，那段時間是做了應該做的事。我感覺，股指下來對很多人來講是很大的打擊，包括很多中小投資者。當然了，批評我的人不一定是中小投資者。
記：你給大陸的證券市場留下什麼？
史：我講的比較多的“三公”(公開、公平、公正)，因爲那是原則性的問題。當然，“三公”的基礎是做事的透明度。
記：你當時力推的保薦人考試製度，現在都得到怎樣的反饋？
史：保薦人考試、保薦人制度，這些都是我當時推出來的，我感覺一點點地，對整個體制有一些影響。股改的時候把新發停下來，我倒是有些擔心。我覺得沒必要停下來，可以邊做邊開，節奏慢一點。我在位的時候，很多公司需要排隊上市，發行積壓了很多。現在聽說很快，保薦人制度改了以後，保薦人自己會選了，五六年以前，咱們中國內地的保薦人根本不是什麼保薦人，什麼事都堆到證監會來，費用收了但不干他們該乾的事。保薦人制度改了之後，馬上對他們有切身的影響。你推一個不好的出了問題，要扣分，會影響你以後能推的數目，有了後果。當時第一個反應，很多保薦人都把部分已在排隊的企業撤回，然後再報新的較優秀的一批，這就是一個篩選的過程了。
記：獨立董事呢？你推的時候有些人認爲中國內地沒有這個制度的土壤。
史：當時大家有一些不同聲音。第一，中國哪裏來那麼多獨立董事？第二，獨立董事懂嗎？我沒說今天我們建立了獨立董事制度，明天就立竿見影，企業文化就起來，或者獨立董事監督的文化就起來了。可是得等到中國大陸有足夠的人數才推嗎？我感覺很難說，可以先推先做，慢慢地培養市場的認受性。
現在，史美倫還經常和她的同事們(中國證監會的官員)接觸，每年還組織一次中國證監會國際顧問委員會的例會。該委員會的主席是尚福林。卸任證監會副主席後，史美倫仍任國際顧問委員會的副主席，主持大部分的組織工作。
每年一度的會上，證券業監管的國際權威專業人士會就中國證監會提交的在實踐中遇到的兩個問題進行討論。史美倫告訴記者，2006年會上的論題是券商的風險管理以及中國債券市場的發展。在會前，史美倫負責將問題分配給具體的專家作答，並收集證監會人員對專家答案的回饋，以便在會上能有更充分的討論。
據她介紹，委員會的委員只有10個，但是每次參會的除了證監會本身的人員，還有滬深兩個交易所和地方監管局的人。
“有時候國際顧問委員會的意見對中國不一定適合，但是讓大家聽聽，外面是怎麼做的，有個參考。”有過境內外工作經驗的史美倫知道如何將會議開得更務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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