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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基本不按說帖講話
青周：給小平當翻譯，有沒有令你措手不及的時刻？
高：當然有。其實，每次重要的外事會見，外交部都會給黨和國家領導人準備說帖(talking points),很多領導人都會參考說帖會見外賓。但是小平從來不用說帖，總是直接闡述的自己的理論和觀點。這給翻譯的壓力是巨大的，如何準確地把握小平的意思，不偏不倚、準確無誤地進行翻譯，這是一大挑戰。
1986年，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多爾夫婦來華訪問，會見小平的前一天他們去八達嶺長城參觀，路上發生了車禍，肇事的是一輛軍車。雖然沒有傷及多爾本人，但是車禍給美方影響很大。
在小平接見多爾夫婦之前，有關部門的領導向小平彙報了車禍情況。小平聽完彙報之後，並沒有責備大家。但是，當多爾夫婦入座之後，小平直接對美國客人說： “多爾先生，我要向你道歉”。多爾一時無所適從。小平接着說：“昨天的車禍，肇事的是輛軍車，司機是個軍人，我是軍委主席，沒有管好司機，因此向你道歉。”我在翻譯過程中，眼睛都溼潤了。小平的一聲道歉，使美國客人深深的感動。道歉在中文裏意思很明確，但是英文中有不同的表達方法，根據不同的情況和場合，可以選用不同的措辭。由於我頭一天陪同多爾夫婦參觀長城，對整個車禍情況和我方的處理十分了解。因此可以選用最適合這個場合的英文措辭來翻譯小平的意思。
青周：您給小平當了差不多4年的翻譯，他語言有什麼特點？
高：小平的用詞造句言簡意賅，直截了當，生動活潑，口語化特別強，從不拖泥帶水。小平的語言是老百姓的語言，來自生活，來自民間，樸實無華。他經常用通俗易懂的俗語來表達大理論，大概念。例如“翻兩番”、“留有後手”、“不買臉”、“要對付不要應付”等等。有人說小平的每一個字都像一顆子彈，顆顆擊中目標，確實如此。
小平會見外賓時，他善於傾聽對方，一旦開始發言，他就像個預言家，一看就是20年，一談就是50年，一展望就是70年，一憧憬就是100年。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下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50年不變，100年不變，等等等等，這些是他經常談論的話題。
當整個民族仍然在彷徨摸索的時候，小平表現出對中國發展和世界發展的先知般的洞察力，既有遠見卓識，又有強大的號召力和執行力。我有幸在他身邊工作，親耳聆聽他的很多預言。隨着時間的推移，小平的很多預言都已經或正在變爲現實。
每次會談我必備：風油精、清涼油、五支筆、三個本子
青周：給小平當翻譯，現在回想，有沒有讓自己覺得遺憾的事情？
高：爲了不讓自己留下遺憾，幾乎每次會見之前，我只有保證自己做了150%的準備，纔會罷休；而每次會見前夜，我通常不怎麼睡，要做最後的衝刺準備。我的認真也得到了部裏的好評。1985年到1987年，我連續三年都被部裏評爲先進工作者。這在外交部是非常罕見的。
另外，我每次會見時，都會必備兩樣東西：清涼油和風油精。會見前，風油精塗太陽穴，清涼油塗鼻下，這樣做就是要讓自己保持絕對的清醒。此外，我通常會在西裝的內口袋裏裝5支圓珠筆，三個筆記本，(笑)，正常情況下，一支筆一個本子足夠了。但就是要做好足夠充分的準備。那個時候，真的有點像是站在10米高臺上的跳水運動員，你孑然一身，你必須要靠自己的能力去進行完美一跳。
要說遺憾，就是當時我真的很年輕，總是想這次見了，隔幾天或一週，下次還會在這裏見面的，就一門心思翻譯，其他的總覺得還有時間去關心，很多關於小平的細節沒來得及更細膩地去體會。
10年前的2月23日晚10時左右，一輛小轎車從位於復興門外的光大大廈的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總部緩緩駛上長安街，向天安門方向駛去。這輛小轎車圍繞着人民大會堂緩慢地環轉了三圈之後，才依依不捨地離去。
小轎車裏坐的就是高志凱。幾天前，鄧小平逝世。在鄧小平靈柩將被送往八寶山的頭一天晚上，已經離開外交部長達9年的高志凱用這樣的方式默默地向小平做最後的送別。
一有機會便向人介紹我所認識的小平
青周：像你這樣工作業績突出的人，爲什麼沒有像其他前輩那樣，成爲一個出色的外交官，而是選擇離開？
高：我離開外交部純然是爲了求學。當時我很崇拜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包括小平在內的中國領導人都尊稱他爲“基辛格博士”，他是國際關係專家，獲得過諾貝爾和平獎，我當時把基辛格博士當作楷模，樹下理想也要攻讀國際關係的博士學位。我希望自己的墓碑上能刻上“高志凱博士”。你看我那時候的照片，我戴的眼鏡都是方方大大的黑框眼鏡，這也是模仿基辛格博士的。於是，我在1988年開始報考耶魯大學。還是要感謝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我才能如願以償地去實現自己的求學夢想。
青周：給小平當翻譯的經歷是不是爲你後來的人生成功提供了諸多的便利？
高：這麼些年，我很少主動跟別人提及我的這段經歷，因爲我自信，我後來的每段經歷都足以支撐一個完整的自我。但是小平太偉大了，一旦人們知道我曾經擔任過小平的翻譯，都會對我表現出好奇，也會對我產生特殊的情感，有些人甚至會肅然起敬。即便是在國外，我都有過這種感受。
1997年10月，當我陪同中國移動(香港)在紐約股票市場掛牌上市的時候，當紐交所所長獲悉我曾陪同鄧小平於1986年在北京會見過他的前任，他特意邀請我同中國移動(香港)的領導一起按響了當天紐交所開市的鈴聲。當我於2004年再次造訪紐交所的時候，紐交所特意把當年鄧小平會見範爾霖的一張照片贈送給我。
不過，也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鄧小平。我在國外的年月裏，經常向外國人介紹和宣傳我所認識的鄧小平。由於我有着爲鄧小平親身服務的難得體會，我會用自己的親眼所見和親耳所聞，去宣傳和傳播小平的偉大。
老人家唯一一次說英語盡顯可愛
青周：現在，提起爲小平當翻譯的經歷，心情還是不能平靜？
高：有機會在偉人身邊工作，的確是一段讓很多人都羨慕的經歷。但他除了給我先知、智者的感受之外，也有平常人的一面。
他會見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的那一次，由於賓主交談甚歡，他親自把溫伯格送到福建廳的門口，並在分手時開口說了一句英文“good-bye”。這是我印象中，小平唯一一次說英文。我當時條件反射般地把它翻譯成中文，附在小平的耳邊大聲地說了一句“再見”，純然沒有意識到這是他老人家自己說的話。這時候，只見小平扭過頭來，略帶嗔怪地瞪了我一眼，然後他自己再用中文說了聲“再見”。現在每每想起這個情景，歷歷在目，當時的老人家是多麼可敬可愛啊。
青周：離開他之後，你還特別關注他嗎？
高：離開小平之後，我總是在頓悟，中國的發展不斷印證了他的預言。每每頓悟到這些，對他的崇敬就會倍增。年輕的時候，尚不懂得珍惜，爲自己的求學理想，匆匆地別離了這份工作。現在回想起來，假若時光可以倒流，我真希望能爲小平再多工作幾年。
翻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其中有三篇文章是根據我陪同小平會見外賓的記錄整理而成的，每每讀到這些文字，我心裏總是沉甸甸地充實。這些話當時聽起來是多麼大膽自信，而現在看起來卻是那麼樸實準確。
2004年小平誕辰100週年的時候，我在《人民日報》和《大公報》等報刊上發表了一篇短文回憶我給小平當翻譯的一些經歷。沒想到這篇文章發表之後，反響很好，很多人都說有種意猶未盡的感覺。我這才意識到，我原先打算珍藏在自己內心的這段經歷不應該屬於我一個人，而應該交付給歷史，讓大家都能分享。
採訪手記：用一輩子來紀念
一見到高志凱，他就遞上一份來自國家博物館的公函覆印件。原來，他在撰寫《我給小平當翻譯》的回憶錄時，決定給以前陪同小平會見過的一些外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及其他一些小平會見過的外賓分別寫信，收集他們對小平的回憶和印象。其中有四封分別來自美國前總統老布什、冰島共和國前總理赫爾曼鬆、美國前副總統蒙代爾、美國前國防部長溫伯格的親筆回信已經在2006年8月的《財經》雜誌節選刊登。國家博物館把這四封信視爲當代文物，希望能夠收藏。
高志凱已經決定，除了請小平會見過的外國友人回信之外，還要給並未見過小平、但是屬於世界名人的人士寫信，請他們談談對小平的印象和評價。高志凱說：“《論語》並不是孔子親手書就，而是弟子們一點一滴回憶所成。鄧小平決定不寫自己的傳記，那我們就應該一點一滴，積少成多，記載他的偉大。”國家博物館的來信更加堅定了高志凱的信念，他要用一輩子的時間來做好這件事，用一輩子來紀念鄧小平。
高志凱
1962年出生於蘇州。1983-1988年間在中國外交部工作，自1985年起擔任鄧小平翻譯；1993年在耶魯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後，曾擔任華爾街律師，摩根士丹利副總裁，參與創辦本土的投資銀行——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之後又有擔任香港政府官員、香港大型公司的高管，現任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高級副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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