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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地標升國標”
2001年12月1日，新修訂的藥品管理法對標準進行了改進，規定中國只實行一級標準——國家標準。原來地方標準只要經過審查，符合國家標準要求的，經過批准以後可以上升爲國家標準，不符合的必須淘汰。“地標升國標”是國家標準的統一，是藥品質量的優勝劣汰。
“地標升國標”有利於藥品監督，有利於保證藥品安全。但在這項工作過程中，確實有企業夾帶了一些不該升國家標準的品種，還有個別審批人員濫用職權，違規審批，收受賄賂。我們正在清理藥品批准文號，就是要將這些不該作爲國標的品種清理掉。
關於GMP認證
中國從開始頒佈到全面強制實施GMP用了14年時間，效果還是很好的。GMP認證提高了製藥行業准入標準，那種作坊式、手工式的全部被淘汰，GMP企業絕大部分都是自動化的。同時，也規範了藥品的生產行爲，藥品質量得到進一步保證。
在藥品生產企業推行GMP管理，這是國際慣例。到現在，全球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都實行了GMP管理制度。中國是1988年頒佈第一部中國的藥品GMP。那時候頒佈的GMP是指導性文件，指導大家做，到1995年開始在藥品生產企業進行自願認證。
1998年國家藥監局成立後，開始推行強制認證。我們沒有搞一刀切，而是分劑型、分類別、分步驟逐步實施GMP的強制認證。直到2004年6月30日，中國所有藥品生產企業全部在GMP條件下生產藥品。當時，有1700多家企業不符合要求，不符合要求怎麼辦？2004年6月30日責令停產，同時有八百多家企業被淘汰(但迄今爲止，國家藥監局並未公佈通過GMP企業的總數——記者注)。
有些網友說實施GMP還是出現質量問題。GMP是一個制度，要求企業在生產過程中嚴格執行。如果你嚴格按照這樣做了，不會出現質量問題的。如果你不執行這個規定，規避監管，搞偷工減料、違規操作，肯定是要出現問題的。比如齊二藥，實際上就是違背了GMP的規程，進來的原料沒有進行認真把關檢驗。所以好的制度，更要企業進行認真執行。
一個行業和其監管者的8年“恩怨”，是鄭筱萸案發後輿論熱潮中的一個獨特視角。儘管敘述的是在一個特殊時期、一個特殊空間內的權力尋租過程，但是，一些驚心動魄的東西破土而出：比如，在“制度化管理”的大旗下，權力藉此尋租易如反掌；比如，在“制度化”強壓下，中國製藥品企業如何以“非制度化手段”生存——這實在具有諷刺意味。也正是這種非制度化的、不合理的生存現狀，導致了這場“恩怨”。
以利益爲主體的關係，是現實關係中最真實、最常見的一種關係，但它不應存在於政府和企業之間。因爲它不僅沒有法理性，而且靠不住，並造成了惡果。特定時期之外，政府的主要職能不是追求利益，而是合理分配利益。所謂“政府自肥則社會必瘦”。具體到動盪的中國醫藥行業，就是企業苦不堪言，百姓怨聲載道，官員紛紛落馬——這個領域涉及的諸方無一獲利。如果人人都在一場“零和遊戲”裏玩，社會和民生進步從何談起？
對於政府和企業之間因利益往來而造成的腐敗，我們已經投入了很多關注。姜偉的傾訴，在某種程度上提供了新的視角。從社會管理的角度出發，政府和企業的關係是社會關係的決定因素之一。如果兩者間是一種合作框架，那麼社會關係就容易和諧；如果政府和企業之間“恩怨”不已，終將涉及到百姓。
一個簡單而理想的模型是，政府不介入逐利，並尊重企業的逐利本能，同時儘量幫助企業在制度化條件下生存、發展。這樣，企業對社會的造血功能纔會增強，並使百姓受益，最終形成政府、企業、百姓都獲益的多贏格局。這個模型的主角是政府，而政府也理應在構建新型合作關係中進行主導。就當下困擾不已的藥監繫統而言，解決市場亂象無疑是當務之急。而這個艱鉅任務，僅靠政府部門自身顯然無法完成——畢竟，利益格局已然形成，沒有哪一方會主動退出。要想使這個利益格局變得有序一些、合法一些，政府部門除自己改革外，還必須有更多的合作意識。
強調合作，並不意味着中央政府部門主動放棄藥品集中審批權。即使在藥品市場有序的美國，審批權同樣高度集中。只要權力存在，就有尋租空間。問題不在於我們去“消滅”這個客觀存在，而在於不讓這個空間順利運轉，更不能讓這個空間以“管理”的名義行罪惡之實。因此，擴大企業的談判權，是一種可以選擇的辦法。比如，發佈政策前，加入一個協商過程，通過公開對話、博弈等形式實現，而不是藉助中介公司、賄賂官員。政府權限的“讓步”，可以換回管理上的“進步”，並最終爲藥品市場打下一個靠“專項治理”無法實現的良好基礎。一旦政府和企業的合作框架搭建起來，藥品企業和消費者目前的緊張關係纔有望緩解，並使這個領域的民生，實實在在得到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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