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11月至12月，我在海外參加學術會議，回國之後，朋友告訴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溫總理在文聯代表會上作了個非常好的講話，說他最尊敬的作家有冰心、巴金、吳祖光、趙丹等人。是麼？我有點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連忙上網檢索，閱讀、學習，發覺朋友的轉述不盡準確，但基本精神沒錯，特別是溫總理關於解放思想，貫徹“雙百”方針等論述，字字說到我心坎上，於是，我也跟朋友一樣興奮起來。見到了熟人就問：你知道溫總理最近有個非常好的講話嗎？中國成語中有所謂“奔走相告”一詞，用在此時的我身上，大概很合適。
溫總理在報告中提到巴金，說是“我過去讀過他不少作品，那本《隨想錄》出版後，我讀了受到極大的震撼，感到那是一部寫真話的著作。”“說真話”，“寫真話”，這是溫總理對巴金作品的準確評價，也是溫總理對文學家、理論家、各級幹部以至廣大公衆的基本要求。
溫總理喜歡聽真話，我是有親身體會的。2003年9月10日，溫總理視察國務院參事室和中央文史研究館，我躬逢其盛。爲了歡迎溫總理視察，有關方面作了充分的準備。誰發言，講什麼，一一作了妥善安排。據說，甚至還部分“預演”了一通。不料溫總理就座以後，卻謝絕事先安排的主持人，拿過話筒，說，今天由我本人主持，自由發言。這樣，有關方面原先的安排就全被打亂了。溫總理說：他喜歡聽真話，希望大家都講真話，而聽到真話又很難。接着，溫總理就講了他本人的一個故事。某年，他視察某地，當地黨委事先作了安排，但溫總理謝絕了，提出要到當地最窮困的某地方去。黨委領導聲稱，當地交通不便，汽車開不進去，但溫總理堅持要去，黨委領導無奈，只好尊重總理的意見。於是，總理和隨員及當地黨委領導等共乘一輛麪包車出發。最初，汽車還可以開，只是最後一段，汽車真的開不動了。當地黨委同志表示，到此爲止吧！但溫總理決定下車步行，終於到達目的地，掌握了所要調查的情況。
治國安邦，當然要聽真話，不聽假話，而這首先就要創造條件，創造環境，讓人民說真話，並且讓真話有上達的機會。然而，說真話真難啊！試舉數例。
陳雲同志的祕書朱佳木寫道：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陳雲同志率先提出天安門事件的平反和讓鄧小平重新出來參加黨中央領導工作兩條意見，結果在簡報組那裏就通不過。他在《陳雲同志的感情世界》一文中說：
會議簡報組要求他同意在簡報上刪去這兩條意見，說要和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那位主要負責人的講話口徑保持一致。陳雲同志拒絕了他們的要求，說保持一致不等於不能講意見。如果都講一樣的話才叫保持一致，那好辦，每份簡報都把中央領導人的講話重複一遍就行了。當天晚上，那位中央主要負責同志又親自登門“做工作”，勸他收回那兩條意見，說否則他的發言不好登簡報。陳雲同志表示，這兩條意見不能收回，如果你們不便登簡報，那只有“開天窗”。談話一直持續到夜裏11點多，結果，陳雲同志的發言終於沒有給登簡報。
簡報是內部資料，反映會議情況，自然要真實、全面。然而陳雲同志以“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之尊、“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地位之重，他的意見卻連登在內部簡報上的資格都被剝奪了。爲天安門事件平反，讓鄧小平同志重新出來參加中央領導工作，是關係到中國命運和社會主義前途的兩條重要意見，然而卻被以“保持一致”的理由壓制了。當然，由於陳雲同志不是一個人，有一批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走過來、覺醒了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陳雲同志的意見最終沒有壓制住，否則中國的命運可真是危險啊！
我想起了與自己略有關係的一個例子。有一段時期，知識貶值，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一個研究生的待遇不如一個安徽小保姆。我很着急，有一次，和當時的中國史學會會長戴逸教授一起吃飯，便說：“戴先生，你是全國人大代表，爲什麼不在會上把這個問題提出來？”戴先生反問我：“你怎麼知道我沒有講？我在會上講了，但是，整理簡報的同志找我，說是這種情況中央領導同志知道，是不是就不要上簡報了吧！”聽了戴先生的話，我只能無言。一個整理簡報的同志就可以決定人民代表的意見，何者可上報，何者不能上報，領導者何能真正聽到人民的聲音！當然，不能簡單地責怪編簡報的同志，他們這樣做，一定有所“本”，不會完全自作主張的。我這些年，有時也在會上講點意見，但是一看簡報所錄，四平八穩，空空洞洞，等於什麼也沒有說，大概有些領導同志是喜歡此類“吉祥”、“平安”的簡報的。
劉大年同志是中共老黨員，前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多年擔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和所長，又曾是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他的女兒劉潞寫過一篇回憶——《劉大年與中國抗戰史研究》，其中談到上世紀抗戰史研究熱潮初起時的情況：
對研究抗日戰爭來說，當時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客觀評價國民黨、蔣介石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以往的主流思想，對國民黨和蔣介石在抗戰中作用的看法，基本上都是消極的。能不能根據歷史事實，對此給予客觀評價，是在抗日戰爭研究中能不能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試金石。但是在90年代初期，提出這個問題，不但需要科學精神，更需要膽識。
1987年中日兩國學者在京都和東京共同舉辦的“‘七七’事變5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父親向這次會提交的論文是《抗日戰爭與中國歷史》，提出“武漢失守前，(國民黨)抗戰是積極的……是在爲保衛祖國而戰”，“在蔣介石國民黨全部22年統治中，那時它達到了值得稱讚的最高度”。1991年9月在瀋陽召開的“九一八”事變60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上，他在提交的論文《抗日戰爭與中華民族的統一》中又說：“消極抗日也還是抗日”，而且國民黨以後實行的“還是抗日第一，反共第二”。……蔣介石原來反對抗日，但他畢竟在民族災難大風暴來臨時轉變過來了。……沒有蔣介石政權的參加，就談不上全國的抗日行動。中國民族就仍然是分裂的民族。蔣的轉變給中國帶來的，不是舊篇頁的重複，而是新篇頁的譜寫。” (《百年潮》2005年第11期，以下均同)
劉潞又寫道：
到1991年抗日戰爭史學會成立，他在談學風、會風時，又強調“抗日戰爭去今未遠，關係複雜。某些問題看法不但矛盾對立難以避免，而且可能觸發人們情感激動。這就需要百家爭鳴和在爭鳴中使方向趨於端正。……記得他在家中審閱當時編寫的一些有關抗戰史書時，多次聽他說過：“這不是抗戰史的寫法，是黨史的寫法啊！” “寫法”當然不止是如何寫，更主要的是如何認識的問題。父親反覆強調抗日戰爭是全民族的對外戰爭，顯然與當時學界主流尚缺乏這種認識有關。1995年是抗戰勝利50週年，他已80高齡，但仍忍受着折磨了他多年的脈管炎，寫了三篇論文。其中一篇《抗日戰爭的幾個問題》發表在某大報上。文中談到蔣介石國民黨主導正面戰場的作用，但在發表時，被報社刪掉了。
劉大年是中國抗戰的參加者，公認的我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他的上述觀點，符合歷史實際，是他多年研究之後的“真知灼見”，屬於“真話”之列。其中對武漢失守前國民黨在抗戰中的表現的評述，和毛澤東的看法基本一致；對蔣介石在中國抗戰過程中的作用的估計，和胡喬木、胡繩等同志的看法也基本一致；然而，他的文章的有關觀點“被報社刪掉了”，事前並不商量，也不通知。須知，即使是一家之言，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也是可以參與爭鳴的呀！。
刪掉之後如何呢？劉潞接着寫道：
我曾向父親詢問原因，但他什麼也沒說，只是嘆道：“寫得心在滴血啊！”並說以後再也不給他們稿子了。看着父親蒼老的臉頰，當時我只感到心酸，以爲他是在爲學術貶值嘆息，不理解他那執着背後的深刻用意。10年後的今天回過頭再看，如果那時我們能夠實事求是地對待抗日戰爭，海峽兩岸的對話可能會另有一番風景。
我和大年同志相熟，也不止一次和他在一起討論民國史上的各種學術問題。看了劉潞的回憶，我可以想像得出大年同志當時的“蒼老的”容顏和他內心的痛苦。
偶讀今年1月3日《北京青年報》的一則消息，其中記載，幾天前，有媒體到病房訪問已經95高齡的季羨林教授。記者和季老之間有一段問答：
“這一輩子，你說過假話嗎？”
“我說出口的都是真話，但真話未必都說出了口。”
來訪者不罷休：“那爲什麼不都說出口呢？”
老人凝神、正色：“你能做得到嗎？”
這一段記載，充分表現出季老的坦誠和睿智。他的問題：“你能做得到嗎”值得每個人深思。
附記：文章寫完，翻讀登載溫總理講話的《炎黃春秋》2007年第1期，中有《趙樹理怎樣成了“貧下中農的死敵”》一文，其中記趙樹理去世前的一段感慨：“這些年來，我幾乎沒有寫什麼，因爲真話不能說，假話我不說，只好不寫。”因與本文主題有關，故附記於此。
怎樣讓人民講真話，怎樣讓領導人聽到真話，實在是一件大事、要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