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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建設需要對國情深入認識
本刊記者在採訪時發現，根據羣衆的關注點，當前依法治國的核心是推進司法公正。而推進司法公正，需要建立當前國情下的法制標準。
目前有些黨委、政府、司法機關負責人包括部分法學家對法治建設有兩種似是而非的觀點：一是把法治理想化，沒有認識到法治建設是必須支付成本和代價的。
比如在基層採訪時，本刊記者屢屢聽到一些官員、學者質疑政府廢除《收容審查條例》，導致基層政府在控制流動人口，管理城市方面，缺乏有效手段。林來梵認爲，這其實是一種典型的法治理想化，任何法治的進步都是需要支付代價和成本的，廢除《收容審查條例》實際上是保障人權和管理城市兩種價值權衡的結果。
第二種觀點是法治速成論，一些基層幹部和部分法律學者脫離了具體的國情，用成熟法治國家的標準審視目前國內的一些不法治現象，並由此得出法治無望論的悲觀結論。
台州市政法委副書記林金榮告訴本刊記者，比較典型的是在當前社會矛盾多發期，處理數百人蔘與的羣體性事件，有時確實無法做到依法辦事，如果嚴格按照法律，會有不少跟隨參與打砸搶行爲的羣衆被判刑，所以我們只能打擊爲首，教育多數，但這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則是不一致的。有人就會質疑我們行爲的合法性，也有人據此認爲現有的社會條件難以實現法治目標。
一些著名法學專家認爲，這兩種觀點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脫離國情，空談法治，對於確實囿於具體國情的不法治現象，社會應該有更多的寬容度，要看到國家大的方向是逐步朝着法治目標邁進。
受訪的法學家們認爲，現在面臨的最根本和最迫切的任務，就是如何將法治的普遍規律與中國的特定國情創造性地結合起來，摸索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法治之路。
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袁曙宏說：“不論世界各國的法治道路如何千差萬別，有兩點必定是相同的：第一，它必定是名副其實的法治，而不是人治，更不是專制；第二，它必定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人民，從本國曆史、現實和國情出發所作出的選擇，而不可能是少數人超越歷史、脫離現實、違背國情所作出的選擇。”
本刊記者在採訪時，絕大部分法學家和黨政司法機關人員對此並無異議，但是他們認爲，目前需要廓清的是，究竟什麼是具體國情？以及如何在具體國情的基礎上借鑑他國何種先進經驗？他們建議，應該在國家層面成立民主法治建設領導小組，開展具體研究和實證工作。
審判獨立是正途
一位基層法院院長告訴本刊記者：“有一次，縣委書記向我打招呼，要法院對一個刑事案件判決輕一點，理由是爲了保證地方經濟的發展；我不能不聽，錢袋子都掌握在黨委政府手裏，不聽的話，會影響法院整體利益。”
在基層，關於司法體制改革，本刊記者聽到最多的是對法院管理體制的議論，有些基層法院同志認爲，法院應該垂直管理，徹底擺脫地方保護主義的干擾，這樣才能保證司法公正。
著名法學家江平認爲，法院垂直管理不一定是最好的模式，因爲法官的孩子在地方上學、家人在地方工作，地方上要干擾還是照樣可以干擾。現階段法院的改革，應該着力在提高法官審判水平和增強審判透明度，比如中級及其以上法院的判決書都應上互聯網，只有增強透明度，才能夠促使法官廉潔。
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朱蘇力說，法院不能像檢察院一樣變成上下領導關係，五四憲法確立的上下級法院的指導關係，以及由人大任命法官的制度，凝聚着第一代領導人的智慧。目前需要改革的是通過建立制度，確保法官獨立審判，一是法官不能太年輕化，因爲法官不僅需要豐富的法學知識，也需要豐富的生活閱歷，要推遲法官退休年齡，法官退休年限可以放寬到65歲，尤其是法官緊缺的中西部年限可以推遲到70歲。二是法官獨立審判要有職位保障，法官不能像行政機關一樣，可以隨意平調，挪位置。
林來梵認爲，垂直是行政系統的特點，法院垂直管理後帶來的問題，可能會使目前的二級終審制變成一級終審制，會侵犯當事人的審級權利。目前法院的經費都是來自於地方，使得地方行政機關與法院關係過於密切。解決這個問題的思路，是法院的設置應該使司法管轄區和行政管轄區交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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