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透明，越民主，越接近公正”
有當地官員評價說，這次改革是投進平靜水面裏的一粒石子，縱然掀不起大瀾，亦彌足珍貴。
此前，相較於近年四川、浙江各地以黨代會常任制試點爲核心的地方黨委改革衝動，地方紀檢系統則一直沉寂。
讚賞者認爲，結果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增加了辦案透明度，而監督職能的體現，在會議召開時已經形成，即便起不了決策作用，但至少會給決策者增加壓力，增加了個別人獨斷專行和枉法定性的風險。
“是對黨內的集中大於民主，民主的形式大於內容的一種衝擊；是對黨內民主滯後於人民民主的一種矯正。”市紀委宣教室主任邢路慣於這種宏觀的理性評判。
市紀委副書記、監察局長敖建斌頗專業地說：“由九個常委討論到三十多個委員討論，無疑是擴大了民主，使決策更科學。由此我們班子成員幾乎沒有異議地支持和實施這個改革。”
異見者大多來自紀委系統外部，常德市委政研室主任洪振海持謹慎樂觀態度，“全委會擴權，恢復其應有地位，方向和趨勢是正確的，但以具體案情的定性量紀來實現監督常委會甚至一把手，值得商榷。”
他說，綜觀紀委辦案中的彈性環節，大多發生在立案和調查期間的干擾，真正到了定性階段，其實已成事實。
他提議，應將全委會的監督職能儘量向案件的調查和審理階段轉移，比如紀委的立案權，線索初核部門可由向分管常委負責改爲只對全委會負責。
但這一看似點中要害的建議，幾乎遭遇到了紀委所有委員的否決，“線索蒐集階段，知情者越多，走漏的風險越大，只怕還沒查，已經打草驚蛇。”
“這是一個美好的願望，但目前來看沒有可操作性。”常德市紀委紀監二室主任龔丹誠評價。
另一異見認爲，案子不是關鍵，關鍵在於紀委委員的組成結構，和人大政協一樣，領導比例高，紀委全會中，機關人員比例高，三分之二是紀委系統內部的，決策主體、監督主體和執行主體重合，實際上還是自體監督。
但紀委書記劉劍英卻執意要走得更遠。
他認爲，紀委辦案，應和司法辦案一般，“越透明，越民主，越會接近科學、公正的原則。”如果不出現干擾，他甚至希望，但凡重大疑難案子，均應開闢渠道，上全委會討論，最理想的狀態甚至是所有案子。
“並真正過渡到，紀委全委會掌握實際的決定權，以取代日常辦案中常委會代行的決定職能。”
至於如此可能帶來的成本和時間問題，他並不以爲然，“都是技術操作層面可以解決的。”2006年市紀委直接查辦的案件也不過十餘起，難度似乎並不大。
但呈現出的分歧並不樂觀，他需要說服的可能還不僅僅是幾個常委。在會後徵求紀委委員對改革的意見時，竟沒有一個委員贊同所有案件上全委會討論。
紀委委員、檢察院的一位姓楊的副檢察長強調，全委會應對重大制度進行決策，而不應該對具體案情行使決策權。他認爲障礙首先在委員們並沒有參與全部案卷調查，且缺乏專業知識，貿然定性，表面上是決策民主，實際上對當事人是不負責的。
另外，亦有委員認爲，定性量紀的改革能否取得實效，還取決於一系列與之匹配的附屬改革。
比如全委委員的相應履責應有制度約束，“紀委委員也生活在現實圈子裏，如果基於潛規則而集體默契，該怎麼辦？”龔丹誠說。
案件的會前通報和會後反饋機制的確立也被部分委員提及，“保密需要和委員必要的知情權如何平衡，如何在技術上規避？”
甚至年內頒佈的全會規則也已被挑刺，“目前的規則是全委會的召集，以及議題均由常委會決定，這意味着現實中完全可能被常委會左右。”楊姓副檢察長建議，增設委員在某些情況下提請召集全委會和設置議題的渠道，“監督和制衡必須是互相的，雙向的”。
對此種種，紀委書記劉劍英顯得坦然，“這麼多年的慣性，改變需要時間，應該循序漸進，急不得。”
紀委常規辦案程序
當地紀委一位官員講述了紀委的常規辦案程序：紀委信訪部門蒐集舉報線索，進行初步覈查，報分管常委同意，再報常委會討論立案與否，立案後進入案件檢察室，接觸當事人，展開調查取證，並最後形成一專題報告，可列定性建議，再報分管常委同意後，轉案件審理室，重新對檢察室的調查過程、證據的採用等方面進行審覈，並聽取當事人意見，經當事人簽字同意後，交分管審理工作的常委同意後，最終上交紀委常委會定奪。 |
